王道敏
临政善断 处事不惊
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张易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及临政善断的处世才能，在朝廷内部存在蒙、汉、色目等复杂而激烈的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波澜不惊，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在与权奸阿合马如履薄冰的同僚历程中，竟然安然无恙。
李璮事件发生后，忽必烈开始对汉臣产生疑虑，思想逐渐趋向保守，不少当年金莲川的汉族幕僚被冷落，而张易却仍然能博得忽必烈的信任。对此，同僚挚友王恽在写给张易的一首七律祝寿诗《寿平章张公》中，热情赞道：“十年黄阁富经纶，落落苍髯社稷身。公道救时仍此在，龙门归誉见来新。菊香已办南丰供，绿蚁无烦靖节巾。寿席今年得佳语，太平勋业在麒麟。”然而，张易在后来那场铲除阿合马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却无奈地陷入“王著谋反事件”之中，最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举悲歌。
1262年，南征伐宋之战日趋激烈，此时南北之间的民族矛盾、政治斗争也开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由于军中一些汉将仍然存有的民族情结难以抑制，加之来自南宋的政治策反，使得某些汉将在元宋之间或叛或降。山东汉将李璮在南宋策反下倒戈反元，忽必烈在派大军剿灭李璮叛乱的同时，查出负责财政军需重任的宰相王文统与李璮的书信联系，于是杀了王文统。从此，忽必烈对汉人幕僚产生怀疑或不再信任。特别是伐宋费用浩繁，财政压力巨大，王文统死后，忽必烈即依靠并委任精通财经的色目商人阿合马领中书左相兼诸路都转运使，执掌朝廷财政军需大权。此时，依然受忽必烈信任的张易，被任领中书右丞兼同知国用制使司事，为阿合马之副，从而进入与色目人斗争的漩涡之中及与阿合马相处的艰难境地。
为满足浩繁巨大的军需，阿合马乘机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他通过兴办铁业，农器官卖，籍括药材，增加盐税，虚报户口，推行钞法，大肆增税，疯狂搜刮民财，致使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而阿合马却因满足了财政军需，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即广授阿合马以政柄，对其言无不从。
阿合马利用忽必烈对其的宠信，专横跋扈，滥施淫威。其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独断专行。对正直之士和不同政见者，捏造罪名，无情打击，残酷迫害，轻者被贬斥出朝，重者被迫害致死。
为扩充势力，阿合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子侄均为权臣，非参政即尚书。但阿合马并不满足，尚欲任其子忽辛为同佥检密院事，以掌兵权。对此，众臣甚为不满，但因畏惧阿合马而噤若寒蝉。汉臣元老许衡、崔斌不畏强权不趋炎附势，在朝多与阿合马争辩，每必正言不让。许衡、崔斌说：“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父典民、财，子又典兵，实为不可”，阿合马由此对许衡、崔斌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经多方构陷，竟将许衡解职还乡。对此，身为同平章尚书省事的好友张易却无可奈何，难以为救，只能以一首《送鲁斋先生南归》的诗与友惜别：“衮衮诸公入省闱，先生承召独南归。道逢时否贫何病，老得身闲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风三月故山薇，到家已及蚕生日，布谷催耕陇麦肥。”
疾恶如仇 壮烈悲歌
张易对阿合马结党营私、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强烈不满，但只能采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进行斗争：对阿合马之恶行装聋作哑，结舌其傍，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以保护自己，等待时机。
阿合马狂妄无忌，目空一切，甚至屡毁汉法。太子真金素来倾慕汉法，对阿合马的恶行极为厌恶。一次，被震怒的太子甚至挥起铁弓将阿合马的脸击伤，并屡次在忽必烈面前折辱阿合马。于是反阿合马的朝臣官员形成了一个拥戴太子真金的“联合阵线”。
阿合马的奸恶残暴也引起民怨沸腾，四方共愤。益都千户王著素知疾恶，即密铸大锤，发誓击杀阿合马，为国除奸。高和尚有制敌秘术，传说可“役鬼为兵，遥制远敌”，由张易举荐给忽必烈戍守北边，其疾恶如仇，决心杀阿合马为民除害。于是，二人同仇敌忾，不谋而合。适值皇太子随忽必烈赴上都避暑，由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认为有机可乘，即与高和尚合谋，于三月十七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聚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活动。以骗阿合马出宫迎候，将其杀死。事前王著先遣两名西蕃僧人至中书省，称今夕皇太子与国师还大都事佛，令诸臣出宫迎候。宿卫高觿不禁生疑，乃细加盘诘，二僧仓皇失对，露出破绽，遂被拘讯。
王著见情况不妙，即伪传太子令旨，命枢密副使张易发兵来会。一向谨慎沉稳的张易闻讯对此虽疑，但认为这是诛杀阿合马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于是，他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决定铤而走险，即紧急领兵统驻宫外。当高觿问张易来意，张易即与其附耳道：“太子有敕，诛左相阿合马！”
入夜，王著独自驰马见阿合马，诡称太子将至，令朝官悉数至宫前恭候。阿合马极为惶恐，遂遣使数骑出迎。王著令人冒称太子，怒责阿合马无礼，随之尽杀来使，夺马向南入建国门至东宫前。时已二鼓，阿合马扬鞭而来，尚未立足，即被王著推坠马下。王著厉斥其欺君害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遂立出铜锤，直击其首，阿合马顿时脑浆迸裂，扑地而死。后又杀死阿合马同党、左丞郝祯，拘捕其亲信、右丞张惠，禁中大乱。高觿大惊，发现有诈，立令禁卫击捕王著、高和尚。高和尚乘机逃跑；王著不敌，挺身就擒，临刑时慷慨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虽死犹荣，死得其所，日后必有人为我书于青史！”
然而，张易在这次事件中，“应变不审，统兵应敌”，无论如何已难脱其祸。但他舍生忘死，为国除奸却被以“谋反”论诛，则深为朝野臣民抱憾慨叹。他的悲歌壮举也受到包括蒙汉官员在内的广大人民深切同情。
忽必烈为此召见中顺大夫、典瑞少监王思廉，质询其对张易“谋反”的看法，王思廉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投敌国为之叛，聚众山林打家劫舍为之乱，张易之事，臣实难详也。”意在对忽必烈说，张易并非“谋反”，实属为之辩护。即使参与剿捕王著等人的张九思也尽力对张易予以保护。当刑官拟以张易与王著共谋罪而处以“传首四方”时，张九思即速报太子真金曰：“张易应变不审，而授敌以兵，死复何辞！若坐以与谋，则过矣，请免传首。”太子真金深表同情，立即陈请忽必烈，遂准所请，免于传首。
忽必烈对张易之死深为痛心与遗憾。当枢密副使孛罗向他历述揭露阿合马的罪行之后，忽必烈不禁愤然对众臣说道：“阿合马可恶至极，王著杀之，实属罪有应得！”于是对阿合马事件深有反省，遂下令对阿合马剖棺戮尸，纵犬拖食，抄没家产，籍缴充公，尽除其党，共汰沉官700余人，罢官署200余所，方使内外一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也可被认为是对张易的平反昭雪吧！
尽管如此，张易死后，其著作仍绝少流传，死后无人为他撰写碑传、行状和墓志铭，明初所修《元史》也不为他立传存史，以致他的不少事迹湮没无存，令人惋惜。(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