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敏
“郡斋西北有邢台，落日登临醉眼开。春树万家漳水上，白云千载太行来。孤城自老风尘色，傲吏终惭岳牧才。便觉旧游非浪迹，至今鸿雁蓟门回。”
这是明代诗人李攀龙于嘉靖年间任顺德（今邢台市）知府时所写的众多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登邢台》。春日黄昏，夕阳西下。府署西北的千年古台——邢侯台在落日余晖中，显得遒劲巍峨，苍茫壮观。李攀龙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走出府门，登临台上，举目四望，浮想联翩：漳水蜿蜒，春树万家；巍巍太行，白云千载……顿觉烦累尽消，心旷神怡，不禁感喟沧桑，咏古怀今，抒情放歌，留下了这动人的诗篇。
多有善政留有清名
李攀龙（1514—1570），字子麟，号沧溟，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他出身贫寒，九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凭母纺织为生，艰难度日。其自幼发奋攻读，博览群书，饱学多识，尤好汉唐诗文，十八岁考入县学，后升府学生员。其性情疏放，不拘私塾、八股文之束缚，读书颇具独到见解，被人视为“狂生”。
嘉靖十九年（1540），二十六岁的李攀龙以乡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中举，三十岁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先后授郎中、刑部广东司主事等职。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任顺德知府，多有善政，留有清名，深受百姓拥戴。
李攀龙为政清廉，公正无私，他一贯关心百姓疾苦，竭力减轻百姓负担，作为地方官，从不把个人升迁凌驾于老百姓利益之上。府城之郊，旧有一处种马场，而利欲熏心的监司为求政绩，将种马场改称牧马场，上报朝廷。然而一字之差，却给顺德增加税负2700金，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李攀龙为此忧心如焚，不顾个人政治升迁得失，极力向朝廷反映实情，终于使朝廷免除了这项不应征收的税负。
负责征收军费的将作误把顺德府与经济实力较强的正定府、大名府一样对待，等量齐观，使顺德负担大大增加，不尽合理。李攀龙不惧强权，与将作严正交涉，据理力争，请求依据实情，区别对待，终于使顺德府税负征缴额度减少十分之三。
顺德府有一座粮仓名曰永济仓，本来用于地方备战备荒，资贫济困，然而监司为彰显政绩，以利升迁，决定把永济仓的粮食输往京师，引起顺德百姓不安和反对。李攀龙则置个人政治安危于度外，上疏朝廷，申明情况，明辨是非，力主正本清源，恢复贯制，于是，朝廷终于同意顺德之请：永济仓之粮无须输往京师，仍属地方，以饷兵民，赈济灾贫。顺德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知府李攀龙齐声赞颂。
李攀龙睿智干练，多谋善断，在任期间，无论民生、治安、边防、戍卫等皆有建树创举。为加强交通联络，他向朝廷力谏于沙河、邯郸界中增置永年县（今永年区）、驿站，并扩大二邑辖区，得以采纳。为强化治安防盗，他决定移顺德府通判镇守巨鹿官亭要冲，以扼制盗贼出入。顺德西部边境地在太行深处，是外敌东犯南侵之要塞。自元朝残余北归，仍屡犯边境，敌患日多，须加强防守，于是他将巡司移守黄榆岭。黄榆岭在顺德府城西180里，山高地险，为战略要冲，关隘要塞，他向朝廷台省上疏，要求对此处长城修护加固，派驻重兵把守，遂使边防巩固，国家及顺德平安。
李攀龙为人正直诚恳，为官勤政廉明。据史载，其对士人一律以礼相待，“不诡于时”。他平易近人，从不傲慢，无论吏民卒徒，一经其目，辄记不忘，号为“神明”。他是非分明，洞察秋毫，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有犯法者，即使小罪，亦如见肺肝，难辞其咎，故一时奸伪敛迹，社会安定。他勤政干练，忠于职守，办事效率颇高，案牍山积，顷刻剖决。
作为诗人，李攀龙自然格外重视文化教育。他大力发展繁荣教育事业，促进文化建设，积极兴办科举考务，激励士人参试中举。他还不顾政务繁忙，亲自教导诸生学读古文，以至桃李累累，多有成才。如任县生员、后为督学的达其道；南和生员、后为给谏的傅来鹏和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平叛荣立功勋的朱正色等等，均为其门生。他还忙中抽闲，笔耕不止，所著诗文，以《沧溟集》出版成书，流传于世。
不恋仕途辞官为文
李攀龙任顺德知府三年，政绩斐然，颇受好评。嘉靖三十五年（1556），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后升迁河南按察使。然而他作为诗人、文学家，志向与兴趣毕竟不在仕途，加之厌恶并难以忍受官场一些人倚势自傲的作风，不久便借故母病而上疏朝廷，乞归尽孝，未等圣旨下达，即拂衣辞官，开始享受无官一身轻的浪漫与自由。
李攀龙清白做官，自然身无巨资，即穷尽平生积蓄，在泉城济南一处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建一座小楼，名曰白雪楼。于是，他在这里与诗友、同道饮酒赋诗，挥斥方遒，全力以赴投入诗作，在文学的疆场上纵马驰骋。
李攀龙作为政治家，在明代历史上似乎并无较大的影响，但作为诗人，他在我国诗坛上却有着相当的历史地位。
明初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及文体、文风，牢固地束缚着士人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一文风的倡导者是以“三杨”，即明内阁宰相、文昌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朝廷台阁官僚，故由其开创的文体被文坛称为“台阁体”。“台阁体”推崇“文道合一”，鄙薄文学，轻视艺术，故他们所写的诗多为应制、粉饰之作，遭到文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先是以大学士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首当其冲，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意在反对“台阁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对文学的恶劣影响，但尚未完成使命即偃旗息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以及谢榛、李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坛才子，结为诗社，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他们前赴后继，掀起了更为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彻底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台阁体”，从而维护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在我国文学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攀龙认为，文自西汉，诗至盛唐，以下都无足观。他曾说：“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显然似有偏颇，语过激苛。他的一些诗文也难免模拟古人。于是，有观点认为，“后七子”过于强调复古和效法古人，势必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创新形成新的束缚。其实，李攀龙及“后七子”的诗论虽有偏激，乃为一家之言，其实质仍然在于扫除“台阁体”的腐朽文风，并未形成对文学的个性和自由表现与创新进行束缚、压制，反而从客观上促进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格局的形成。李攀龙虽极力推崇汉唐，但并未自我束缚，停止创新，不少作品很具艺术感染力，尤其七言律绝颇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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