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文
邢台历史名人
定都襄国(今邢台市)建立后赵的羯族人石勒,304年起义反晋,311年在宁平城战役中消灭西晋10万主力军,又先后消灭了幽州刺史王浚和并州刺史刘琨等西晋北方残余势力,并于329年灭建都长安的前赵。《读史方舆纪要》说后赵疆域“南越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说后赵统治范围“等同魏世”,同三国曹魏大致相当。占有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全部及辽宁、宁夏、甘肃、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大部或局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出身奴隶目不识丁的石勒,统一北方是一个奇迹,是一个传奇人物。
立志推翻腐朽的西晋
蔡东藩在《两晋通俗演义》中指出:西晋的灭亡在于“木朽虫生”。“木朽”指西晋王朝的极端腐朽,“虫生”主要指“五胡乱华”,这里指一切反晋力量。西晋统治集团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腐朽的反动集团,其社会上层的奢侈和尽情享乐,集中反映了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西晋统治集团,大多出身世代为官的家庭,他们不了解民众疾苦,只知道尽情享乐。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大多奢侈,但西晋社会上层的奢侈出了格儿,奢侈人数之多,花样之新,消耗财富之巨,可谓历史之最。西晋社会上层奢侈成风,同西晋最高统治者晋武帝司马炎有直接关系。晋武帝的后宫本有妻妾及宫女5000人,灭吴后,又收留吴王孙浩后宫女5000人,使后宫队伍壮大到万人。当时全国人口才1000多万。晋武帝妻妾之多,使他无所适从,他就坐着羊车,车停在哪个妻妾的门前当晚就在哪里过夜。最高统治者奢侈,上行下效。太保何曾每天生活费1万钱,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而其子何劭每日生活费两万钱。侍中任恺优胜何劭,任恺比不上晋武帝女婿王济,王济又比不上晋武帝舅父王恺,可王恺又比不上天下首富石崇。西晋上层的奢侈挥霍是以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为前提的。广大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少数民族的命运更加悲惨。石勒讨荒雁门和被卖到山东为奴就是遭受压迫和奴役的典型。
西晋的反动是指确立了代表大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门阀制度,其标志是,政治上进一步推行曹丕所创立的九品官人法;经济上,280年灭吴后,公布了官员按品占田和占有佃客(依附农民)的占田荫客制,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官僚地主占田占有依附农民的特权。西晋的门阀制度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还压迫中小地主阶级,使地主阶级内部出现矛盾,这就大大削弱了国家统治阶级的力量,遇到风吹草动,往往中小地主也参加到斗争行列。《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给人扛活时,“每闻鞞铎之音”。“鞞”指刀鞘,“铎”即指古代指挥作战的摇铃,本文指“格斗之声”,其意是指石勒立志推翻腐朽的西晋统治。有人说:伟大的力量来自伟大的动力,伟大的志向产生伟大的力量,石勒立志推翻西晋统治是他统一北方的原动力。
苦难造就坚强的意志
西晋泰始十年(274年),石勒生于并州武乡北原山下南亭川(今山西武乡县东河沟村)。他早年丧父,生活艰难。西晋太康八年(287年),年仅14岁的石勒,随同乡亲们到洛阳做小商贩,西晋高官王衍看到石勒高鼻、深目,说话喉音重,相貌异常,就对左右的人说,这个年轻的胡人小子,恐将为天下人之患,应除掉他。石勒看出王衍不怀好意,机警逃脱虎口。石勒行贩洛阳,险遭杀害,是石勒遭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一次亲身经历,使石勒对西晋统治者更加仇恨。
石勒家中几亩薄田,难以维持温饱,十几岁就为地主扛活。西晋太安年间(302-303年),并州大旱,石勒伙同几个胡人到地广人稀的雁门讨荒,可雁门也是赤地千里,石勒受尽饥寒之苦。此时并州建威将军阎粹劝并州刺史司马腾逮捕并州胡人,将他们卖到山东(太行山以东)为奴,可以弥补军饷之不足。司马腾认为这是一个无本而获利的发财机会,于是派将军郭阳、张隆劫掠胡人。有权有武装的司马腾捕捉手无寸铁的胡人不是难事,但长途押往山东并非易事。《水浒传》中林冲、武松等人是1人1枷,可司马腾捕捉胡人后,是两人1枷。两人1枷走路不方便,目的是防止被掠卖的胡人逃跑。当时石勒也在其中。他们要把石勒等人押往太行山以东的冀州奴隶市场,千里途中,在太行山羊肠小道上,走路就很困难,两人一枷,其艰难可想而知。押送胡人的张隆贪财而凶狠,在这些胡人身上捞不到油水,就把沿途劳累之火撒在这些戴枷的胡人身上,少不了打这个骂那个以消气。石勒是一个胆大而好抱不平的人,虽已戴枷,但品性不改,在张隆打骂胡人时,石勒就高声指责张隆,于是张隆就把石勒当作主要的打击目标,对石勒百般刁难和侮辱,石勒等胡人被押到冀州奴隶市场后,将石勒同一些胡人卖给茌平地主师欢为奴。
石勒经历了苦难,使他反压迫的意志更加坚定,坚强的意志产生力量,但石勒知道,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要推翻腐朽而反动的西晋,必须组建一支有纪律的强大的铁杆队伍。
组建纪律如铁的军队
《太平寰宇记》载:司马腾“劫羯胡万余户于山东”。1户按5口计算,司马腾劫掠卖到山东的“羯胡”达5万人之多。史书还记载,并州官吏刘监也曾劫掠并州诸胡人到山东,被掠卖到山东的胡人相当多,为石勒在山东起义发展武装提供了条件。
山东茌平及东部一带有几个西晋官办的牧场,主要是向国家提供军马。石勒自幼善骑射,当然喜欢马,又善相马,知道马的优劣,很快和茌平牧场主汲桑结为至交。汲桑也出身低苦,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汲桑向石勒提供马匹,牧马中不少牧奴敬佩石勒,愿意追随石勒,于是在304年,石勒在茌平牧场组织队伍,举行起义。《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以“十八骑”起义,起义队伍中有羯族人、月氏胡人(羯族人为月氏人的后裔)、乌桓人、匈奴人,还有流落到中原的天竺(古印度)人(同羯人信仰佛教有关),共同的反晋斗争目标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石勒起义的起点是很高的,开始起义就组织了以骑兵为主的队伍,马蹄音是古代的最强音,石勒以“十八骑”为核心组成的部队,一开始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战斗力。
石勒是一个聪明且悟性极强的人,他清醒地知道,本民族羯族是“五胡”中人数最少的一个民族,单凭羯族打天下力量是不够的,他敢于信赖比自己本民族人口略少的乌桓人。他多次派将领到并州武乡、榆社召集本民族羯人参加队伍。当他占据襄国、冀州、幽州后,几乎把北方各地的所有乌桓人都集中到襄国。《晋书·石勒载记》载:石勒“徙平原(今山东)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计15万口)于襄国。”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说,后赵都城襄国聚集着大量的乌桓人。石勒把这么多乌桓人集中到襄国,不是让他们从事农业和工商活动,而是让他们从军。从史料记载来看,石勒数十万部队主要是由羯族人和乌桓人组成。这支队伍始终掌握在石勒、石虎(石勒侄)、张敬(羯族人)、王阳(乌桓人)手中。石勒不仅组织了铁杆队伍,其队伍还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晋书·石勒载记》说其部队“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正因为这样的队伍,才有较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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