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之于学子，犹如故乡之于游子一样重要，有时则更甚。而我从12岁到18岁这6年的黄金岁月，就是在邢台市二中度过的，且还是1957到1963年这段不寻常的年代里。在这一时期，和年龄一起成长的不仅有身体，而且还有逐渐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也是几十年来我念念不忘母校的原因。
永远的母校
邢台是我的乡愁，位于市中心的母校亦是我浓浓的乡愁，因为在那里我曾深深刻下了成长的“年轮”。母校在我心中是永远的。
母校始建于1951年，原名邢台镇中，张良才为教导主任，后为二中校长，翌年搬至西大街西头路南，改名为邢台市中学。1956年学校又迁至靛市街东头围寨河西侧的原“宝寿庵”旧址。
关于宝寿庵还有一则有趣的历史故事。据《清史稿》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下江南回京时路过顺德府，从沙河县城关沿御路北行，在十里铺村和百泉村驻跸数日，留下不少墨宝。之后又闻说在康熙年间浙江珠宝商人薛岸在顺德府建造宝寿庵的功德，便当即令当地官员起驾宝寿庵。其庵的旧址就在邢台市二中。《邢台县志》记载：“宝寿庵位于城南郭，大门在东寨墙边。康熙四十一年建。”
且说，乾隆一行人游览了顺德府好南关，漫步北大街，但见商铺茶肆酒馆林立，招幌迎风飘舞，红男绿女喜形于色，笑逐颜开，购物观景好不热闹。乾隆一时口渴，便走进一家名为“凌福泰”的茶楼，登二楼雅间，品茗四顾，命随从付茶钱。茶庄掌柜哪里敢收，忽想到乾隆好书法，就大胆请皇上赐本店字号墨宝，乾隆兴致正高，便挥毫题“凌福泰茶庄”，不料将“凌”字左侧的两点水多写了一点，于是就势笑道：“这凌字多了一点，就算茶钱吧！”店主连谢不迭。
乾隆继续向北游览，到了靛市街西口，一名官员上前禀报：“自此向东半里许，即到宝寿庵。”在宝寿庵住持的引领下，乾隆拜谒了金身菩萨，参观了这一佛教名庵，但见庭院幽深，松柏参天，奇卉异花含笑迎客，皇上心情甚为愉悦，在住持的请求下，挥毫泼墨，“宝寿禅林”四个大字跃然纸上。后来，宝寿庵方丈命人将乾隆墨宝镌刻于石嵌于山门之上。自此，宝寿庵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世事沧桑，岁月更迭，后来宝寿庵毁于战火，空留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在宝寿庵旧址上新建的学校成了人才培养的摇篮。而那块乾隆的题字石刻，据说仍在校园之中。
辛勤耕耘的“园丁”们
他们用智慧和才能，让每一块沃土焕发出生机，他们让每一颗破土而出的萌芽都能挺起腰杆，茁壮成长。花园的美丽源自园丁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他们就是伴随我在二中度过6年宝贵美好时光的每一位师长。
数学老师李星顺、陈继贤、乔冠冕等老师以教学严谨、逻辑性强而受到学生好评。有好事者把乔老师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相联系，非要说乔冠冕老师是乔冠华的弟弟云云，不过是笑谈而已，其实二者一点关系都没有。美术老师贾书敏教学一丝不苟、画技高超，他的一幅以儿童为主题的喜庆年画曾经登上《人民日报》头版。我的俄语启蒙老师郭荣兴的四川味俄语令我至今难忘。体育老师王书乐后来成为市四中校长，我从沙河调回，他一口答应接收。教导主任滑景印后任市第一职业高中校长，是他提议让我进入校工会工作。初中毕业时我不想去考一中高中，是由于当时二中校长张良才挽留我在二中继续学习。校党支部书记郭同斌在我高二入团时找我谈话，勉励我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在众多师长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吕剑青女士。吕老师是一位年逾五旬的老教师。她中等身材，一头花白的齐耳短发，白净的方圆面庞上戴着一副白色眼镜，一双明亮的眼眸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她和蔼可亲，嘴角上总是挂着慈母般的微笑。她讲课沉稳有力，讲现代文善抓文章主题及写作技巧，讲古文善于从拟人、比喻和典故中分析人物特征和时代背景。她善于用启发式教学，抓住学生思维动向，不搞“一言堂”，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来剖析文章，故而，她在校多次举行公开课、示范课教学。在作文课上，吕老师常拿我的作文当堂宣读，分析优缺点，找出病句和错别字。而我课后，会结合课上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重写一篇同题的作文，再请老师批改，而吕老师总是乐于为我花费精力和宝贵时间。我的语文底子或是从这时打下的。她还十分关心我的进步，不时指出我的不足和努力方向。在我被团组织接纳后还特意写了一篇激励我前进的短文刊在班后面壁报上。
师长如父母，师恩永难忘。没有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培养，我就没有可能从小邢台的普通中学迈进大首都的高等学府，也就没有我平凡的教师生涯和尚有些许意义的耄耋年华。时光荏苒，虽然60多年过去了，也许他们中有的已作古，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催我奋进，给我力量，恩师们，大恩不言谢，学生在此拱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