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应该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标识，如果再加上“琴棋书画”，就几乎是一个古代文人的全部了。文房四宝从物质上说，是工具，是书写的必备条件；从精神上说，是根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古代文人们喜将砚比喻作“田”。苏东坡说“我生无田食破砚”，戴复古则更加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以文为业砚为田”。民以食为天，在农耕社会里，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文人们将砚喻作田，可以说把砚的意义“升华”到了极致。
既然是田，就必须耕种。于是文人的写作就成了“笔耕”。和农人的犁耙一样，笔也就成了文人们耕作的工具。这还不够，中国是纸的故乡，自从告别了竹简，一个名叫蔡伦的人便名扬了世界。有了纸，再加上墨，一应俱全。许多思想，许多智慧，许多习俗，许多传统，便倚仗这“文房四宝”记录了下来。无数的中华典籍便源源不断地“活字”印刷了出来，穿过厚厚的时空屏障，薪火传递，直到今天。
笔墨纸砚从工具变为文化的象征，纯粹的“物”，就寄寓了丰富的情致。对“工具”的单纯使用，扩展为使用加把玩了。若把玩，从文房四宝各自的物质特性看，砚自然又是首选了。
砚在中国，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据考古资料，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砚，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实物。中国地大物博，砚的产地也很广，品种则更多。论质地，有陶、瓷、铜、铁、玉、骨、砖等等。论产地，有安徽的歙砚，广东的端砚，江西的龙尾砚、甘肃的洮河砚以及山东、山西的澄泥砚等等。这是名气大的，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砚”。
历史上说砚论砚的书籍很多，如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论砚》、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砚评》、欧阳修的《砚谱》、大书画家米芾的《砚史》、洪迈的《歙砚谱》、明人余怀的《砚林》等等；清代，各种说砚的著述更是五花八门，汗牛充栋。
读张中行先生有关砚的小品文章，知道了一些砚的历史掌故和“砚痴”“砚癖”们的故事。有趣的是张先生用“砚田肥瘠”来喻说砚的好坏。田有肥沃贫瘠，砚是文人墨客的“田”，自然亦可作如是观。品级档次的高低优劣，即如土地田亩的肥瘠。这样的比喻可以说是贴切入微的神来之笔。
古来“砚痴”大抵都是有闲阶级。但光有闲不行，还得有钱。著名的藏砚家黄萃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做过一二任小官。退隐林下之后，蓄婢买砚，他的书斋名为“十砚轩”，自号“十砚翁”，意为藏有十方名贵之砚。这算是少的，多的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号称“百二砚田富翁”。如此之多的砚，早已超出了实际使用的需要，变成了一种地道的痴与癖了。
入了收藏的门径，讲究便极多。其奥妙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泛泛说来，总之第一要讲石质，第二要讲砚工。除了看发不发墨外，更要看润泽不润泽，古雅不古雅。若石质好，年代久远，名砚工的制作且有款识，再加上有哪位名人的收藏铭刻，那就不得了了，上品无疑了。
吾一辈子用的是钢笔、铅笔，喜欢在三百格稿笺上写字。我在翻阅前辈文学大家的著作时，见识过郭沫若先生笔走龙蛇、古朴苍劲的诗稿；临摹过鲁迅先生浑穆凝重、墨中含钢的书帖；欣赏过茅盾先生清雅潇洒、锋芒凌厉的瘦金体……因而，对砚田、翰墨、宣纸、狼毫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
于是，我的书房里便有了一方歙砚，石品为歙青的“两点金星”。那是我40多年前参加“黄山笔会”从安徽歙县千里迢迢背回来的，一方清代著名砚工汪桂亮后人的作品。
我不耕“砚田”，但闲暇时把玩欣赏这块砚，竟也觉得书房中添了一缕中华传统文化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