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沙河市的太行深山区，村的前后左右是山，四面是山，开门见山，出门翻山，山石多得让人心烦，书却少得令人不安。
因我从小喜欢读书，当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基本上把本村所有的书（包括家谱）都读完了，可是我读书“贪得无厌”，便求亲拜友到周围山寨去借书，有时人家不乐意借给，我就主动帮人家干农活儿，感动他们后，就把书借给我。有时去一次借不到，我便厚着脸皮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登门去借，真诚终于感动了“上帝”，他们高兴地借给我。
20世纪50年代，我幸运地考上了距家乡40里远的渡口村高小五年级。一到学校，让我大吃一惊，那里的学生竟比我们家乡的人多，那里图书室的书竟比我村周围的果树多。我利用课余时间，常常到图书室借书阅读。一次去借书，忽然看到一本厚厚的书，书名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逐页逐章地细读，书中有段话让我终生受益——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把这段话当作人生的座右铭。
借书满足不了我读书的浓厚兴趣，一门心思想买书阅读，可家居穷山沟，没有钱，迫使我只好靠卖力气去挣钱买书。
那时，我的家乡盛产柿子，每年一过霜降，家家户户搭柿棚、摘柿子、切柿块、旋柿牛、晒柿饼，每天人们焦急盼着收柿子的小贩去收。可山路弯弯，崎岖不平。平原收柿子的人，只好推着独轮车，左扭右转，小心翼翼地上坡下沟。渡口高小的东坡是个三道弯、五里长的盘山上坡路，一个人难以推着满车柿子上坡，需要找人在独轮车前边拴条绳子，前拉后推，才能缓慢上坡。拉一次车需要二、三个小时，给五角钱。我和一位姓孟的同学，每到星期天就包缆了这个活儿。刚开始，把绳子一头拴在独轮车前头，另一头通过肩膀，弯腰弓背，用手拽着绳子上坡。时间一长，把手勒得裂口渗血，只好晚上用猪油加热抺一下。后来，改为把绳子前头挽成个绳套，套在肩膀上，让肩膀用力拉，这样比用手柆轻松得多。可是出现了新问题，时间不长，把肩膀磨得露出了棉花。急中生智，找来一块麻袋片儿垫在肩头。虽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但因拉车转三道弯，累得浑身冒汗不止，棉袄背后湿成一片，在火上烤一烤再穿。纵然如此劳累，当我用这血汗钱买到喜爱的新书时，早把拉车的辛苦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在沙河县（市）册井中学度过的。为了挣钱买书，我和秦增春同学一起帮助学校烧砖。烧砖最苦最累的活儿，首当其冲就是冒着炉窑口喷出的火焰，往窑内不间断地塞柴火，熊熊火焰烤得前胸痛疼，烫得周身淌汗流水。稍不留神，喷出的火苗会把头发和眉毛烧掉。为了安全，我找来一张旧羊皮绑挂在胸前，一位同学送给我一顶柳条帽，又借来一把铁杈去抓柴通火。就这样，在烈火中奋战一个多月挣了30多元，买了二十几本喜爱的书，特地在书的扉页上工整地写到“亲爱的书啊，我们在烈火中相逢，定会相伴一生。”
1963年，我高中毕业，因一些原因与大学擦肩而过，我只好背着喜爱的书回到老家太行深山，曾一度被人冷嘲热讽，我也曾一度孤独悲观。那年是洪水大灾之年，队长派我外出和民工们白天抬石头垒堰筑坝，晚上我找来旧墨水瓶制成油灯，读书写日记。第二年，我村与邻村合作修了一条长三里、宽两米、深一米的盘山水渠，扩大了80多亩水浇田，高兴的山民们唱了三天戏。我写了一篇通讯《团结渠畔唱大戏》，很快被《邢台日报》头版刊发，这一下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和对书的酷爱。
在孤独苦闷时，书是我的伴侣，在悲观失望时，写作是排忧解难、鼓励我前进的至交好友。后来，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一边教学，一边写身边的好人善举，连续三年被评为地区和县模范教师，并出席省优秀教师表彰大会。1972年民办教师转正后，先后在褡裢中学（现沙河一中）、文化馆、沙河县政府地方志、宣传部等部门供职。几十个春秋，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动，我始终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前后撰写文章960多篇（首），有15篇文章获国家、省、市新闻奖、文学奖，并成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还被选为沙河作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