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至1968年在柏乡县中学上的初中，一直在学校住宿。
我们37班和38班的十几个女生合住在两间青砖瓦房里。后墙有两个正方形的小玻璃窗，前墙的玻璃窗大些，房屋是典型的苏式风格。那些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的好多建筑，如学校、车站等修建时都采用苏联的图纸。
我们从家里带来铺盖，睡木板搭的通铺，冬天生火炉取暖。家在县城的同学不住宿，离学校远的一律住宿，一起上早自习、晚自习、上早操跑圈。
住宿生当然要在学校吃饭了。六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时从学校食堂打饭吃的情形。
住宿生每月向学校总务处交几元钱的伙食费，早饭、晚饭每人一个玉米面饼子，一碗玉米粥(白粥)或小米稀饭，一小组合吃半碗咸菜。中午每人一碗白菜豆腐粉条菜或疙瘩汤，一个玉米面窝头，很少吃白面馒头。十人一个小组，用学校发的白铁皮桶打饭，用发的小簸箩盛干粮，每组还发一个舀饭的铁勺子，自己从家里带碗筷。无论什么饭菜，一人一碗。各班都是两人一组轮流值日，下课后去食堂排队打饭。
学校离家有三十多里地。周六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说你们学校食堂的饭是管了不管饱。然而我们都习惯了。女生稍好点，能挨到下课时间。但男生饭量大，往往不到吃饭时间就开始饿了。
母亲心疼我，每周六回家都给我改善伙食：蒸素包子、擀杂面条等，每次我都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也就是那时落下了慢性胃炎。
若是秋天回家，赶上生产队分了红薯，我就从家里带上些小的。我用母亲纳鞋底的绳子编了个网兜，午饭前装上几块交到食堂里。食堂在学校的东北角，是坐北朝南又高大又敞亮的五间大瓦房，高高的烟筒整天冒着黑烟。
食堂有个大笼屉，专门做午饭时给学生馏干粮，学生中午第四节下课后要赶紧去拿。有几次我去得晚了点，找不到我那个盛着红薯的网兜了，可能被别的同学拿走了。我的同桌秀娥说，以后在网兜上做个明显记号。我只得又编了个网兜，在上面绑了个小布条用钢笔写上“37班王新军”几个字，还描了描，后来就很少再丢了。
那时柏乡中学有三个高中班，六个初中班，每班有五十人左右。大部分是住宿生。每次打饭，值日生要在食堂前面排老长的队哩。一人掂桶，一人拿簸箩，站在那儿耐心地等，互相之间还谈笑风生。来晚的值日生也从不加塞。不久就排到厨房的大锅前面了。那口锅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做饭烧水都用它，烧的是炭，炉膛里的火总是旺旺的。胖胖的郭师傅很和善，用一个长把大勺子舀满几勺粥或菜倒进桶里，旁边的刘师傅从笼屉上拾了干粮放进簸箩里。然后一人掂着桶，一人端着簸箩往教室方向走。女生值日时，总有男生帮忙去掂桶。
只要天气好，大家就围一圈在教室前面蹲着吃。值日生负责舀饭，自己从簸箩里拿一个玉米面饼子。都是一手端碗，一手拿饼子，喝几口粥，咬一口干粮，再夹上几根咸菜吃。都吃得津津有味，很是满足。那情景至今还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还清楚记得一次值日时，给军旗同学舀得少了点，她很理解，忙说够了够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下次多舀点啊。班长连申笑着说，值日生要尽量舀匀些。至于值日生自己，桶里剩多剩少就是它了。大家从来没有为饭菜多点少点不高兴，闹意见。
大家很快把饭吃完，值日生麻利地收拾好碗筷，去食堂附近的几排水管把它们和桶一起都刷洗干净，又是一阵忙活。值日生低头洗碗的哗哗声和刷桶的欻(chuā)啦声交织在一起。然后，把碗筷放进桶里，掂回去和簸箩一起放在教室后面。
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在学校住宿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努力学习，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老师的辛勤传授，不辜负国家的培养，毕业后为国家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