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接到威县师范入学通知书，高兴地我几乎跳起来，这意味着我将成为一名国家正式教师，走出农村，拿上工资，吃上“白本”。
入学后，我被分入政文科语文二班。来上师范之前就想，自己的初中文化课只学习了一年多，高中马马虎虎学习了两年，初高中合起来充其量才是个初中毕业，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多深，肚里货多少，心里明镜似的，决心在新学校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补充能量，充实知识库存。
那时除正常上课学习之外，下午都是自由活动时间，于是我将目光盯向图书室、阅览室。图书管理员笑容可鞠，慈祥和善，在他的引导下我先后读了鲁迅的系列杂文、小说；吴伯箫、刘白羽等的散文；浩然、孙犁的长短篇小说；艾思奇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及欧洲等外国文学；还读了唐诗宋词及其它古典文学作品。每读完一类或一本，均写下读书笔记。在阅览室，我还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它报刊优秀人物通讯及报告文学，并把论点、论据、论证和优美的语言记在小本子上。
在读书上我还注意反复读、认真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拿破仑传》分别读了两遍，进一步加深了记忆和理解。
晚自习后是我放飞理想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空荡荡的教室里，孤独的日光灯下，我把视线洒向行行文字里，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动人的故事情节将我融入感情世界里。读着读着不知不觉月西斜，便拖着疲惫的身子，揉着酸涩的眼睛，随手关灯，一步步走向宿舍。这情景不知伴我走过多少日日月月，读书的味道越咀嚼越甜蜜。
当我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1973年7月间，辽宁张铁生高考交了白卷，被媒体树为“白卷英雄”。这股邪风迅即席卷全国，一盆冷水泼向万千学生，奋发学习的大潮回落下来。有的教师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见我读外国文学《叶尔绍夫兄弟》，就当场批评我。我不管东西南北风，上课认真听讲，课下依然一头扎到书堆里，我坚信，只有读书才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当时作文课我写了篇小说《老区长》、散文《在公交客车上》，在班里得了最高分，《新村赞》参加校际诗歌展览，校广播站不断采用我写的稿子，校团委也让我写文字材料。一时间，同学们认为我有写作能力。这年下半年一个晚自习上，语文老师让我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讲写作体会，当时一懵，头冒大汗，心跳加快，双手抖动，怯生生地结合平时作文讲了“三勤”：眼勤，多读书多观察；手勤，多写多练；脑勤，多动脑多想。我还说光写不看思路不开，词汇贫乏；光看不写眼高手低。二者相辅相成。
1974年上半年，我在临西二中实习，讲授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鲁迅的名篇，我查看了读书笔记，参考了一些资料，请教母校（临西二中）我的语文老师。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听我的课后给予好的评价。
1974年6月，我谢绝了师范老师让我留校任教的好意，毕业后回到了临西老家。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我对读书痴心不变，还让学生从家里带书，集中起来办起班级“图书角”，学生有书可看，扩大视野，拓宽知识面。
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无论任教、做机关行政工作，买书、读书常伴随我，并从中受益。在机关做文字工作，无论写公文、报道、论文，总是得心应手。那泉涌似的语言，一句一句像炒黄豆粒一样“啪……啪”地蹦了出来，这源于读书所获知识的积累。
读书，是我的挚爱，永远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