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蟾在白鹿角一带乘鹤登仙，确实有着诸多的自然奇观可作印证，尤其蛤蟆垴奇石，从不同的角度彰显出了与刘海蟾相关联的玄妙。在白鹿角村去看对面奇观，酷似“刘海”额头。在寨垴看对面奇观，却神似“相帽”额顶。如若亲自爬到山顶，目睹奇观的背面，竟然还会发现为一个“鹤鼻”人面的形象，向西展翅欲飞。结合白鹿角西边鹤度岭，古称蒿都岭，又称仙人台，以及“鹤度仙踪”雅称，其实，这皆得缘于刘海蟾。
首先，鹤度岭是因刘海蟾而得名，时间约在明代嘉靖年间。鹤度岭原称蒿都岭，因刘海登仙后又称仙人台。这在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有一首诗，可作有力印证。诗中写道：“仙人台高鹤飞度，锦绣堂倾去无路。人言马岭差可行，此似黄榆犹坦步。石门木落风飕飕，仆夫衣单望南州。皋落东南三百里，鬓毛衰飒两年秋。”他在诗的首句，将“仙人台”与“乘鹤飞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说明，在金朝末年，“仙人鹤度”的名气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影响到之后建立起的元朝。
金元之交，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回答了问及的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后，得到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自此，道教得到了追捧。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曾两次对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祖加以敕封。其中元世祖诏封刘海蟾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加封刘海蟾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这充分说明，终元一代，刘海蟾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可谓对元好问“仙人台高鹤飞度”的有力诠释。
到了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顺德府（今邢台市）主持修筑界内太行行一线长城，及各个口隘。尤其白鹿角西的鹤度岭口隘，作为直隶顺德府通往承宣布政使司太原府的主要驿路，防御地位尤为重要。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初夏竣工时，特意立碑《内丘县蒿都岭城记》。碑文记载：“城有楼，楼下有门，门有勒石曰鹤度仙踪。”这便是“鹤度仙踪”之称的由来。碑记是由明代内丘人吴相撰文。吴相，号蓬严，内丘四里铺村人，仕建昌府推官，历浙江道御史，转河南府知府，山东按察司副史。为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号称“铁面御史”。吴相一定是比较熟悉内丘人文的，其记载自然相对客观真实。碑文开头字迹虽然缺失，从“□□□鹊岭名蒿都，蓬山故郡险要也”来看，原名“蒿都岭”非常明晰，说明“鹤度岭”这一称谓当时并未形成，有的只是“仙人台”和“鹤飞度”之说。这也是对元好问的诗句“仙人台高鹤飞度”，即刘海蟾乘鹤登仙的最好的解释，因此“鹤度仙踪”来自嘉靖二十一年的城门勒石，蒿都岭改称鹤度岭，都是对刘海蟾乘鹤登仙传说的巧妙概括。
刘海蟾在白鹿角一带乘鹤登仙的传说，后来何以会逐渐模糊起来呢？主要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由现存最早的地方史料，明崇祯十五年乔中和撰《内丘县志》来看，獐獏以西的文化遗迹少有记载，诸如白塔村的九龙圣母庙，白鹿角村的白鹿院（疑为刘海蟾祠）等，均未记载。虽然记载了鹤度岭和锦绣堂二口隘，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内丘县蒿都岭城记》碑，和《鹤度仙踪》勒石，这么重要的历史信息均未记载，这很有可能夹杂了乔中和的个人感情，而造成史料缺失，算是很无奈的。恰恰是这通《内丘县蒿都岭城记》碑和《鹤度仙踪》勒石（现在扁鹊庙存放），其中隐藏着刘海蟾乘鹤登仙的重要信息。
刘海戏蟾的流变
刘海蟾乘鹤登仙的故事早在北宋就产生了。北宋词人柳永在《巫山一段云五首》其三，有这样的句子：“鹤背觉孤危，贪看海蟾狂戏。”意思是说，在鹤背上感觉到孤高和危耸，贪看着刘海蟾撒钱之戏。其实，蒿都岭堪称该词的真实写照。金末元初，元好问的“仙人台高鹤飞度”，将“鹤背觉孤危”解释得非常到位。然后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内丘人吴相撰写的《内丘县蒿都岭城记》，其描写更为形象。说蒿都岭“岩山巉耸，上千翠霞，下笼丹壑，苍然一鹤，驭冲举仙□也”。也就是说，城楼的建造格局正是依照刘海蟾乘鹤登仙的传说，按照仙鹤展翅的形象来建造的。并在城楼门额上勒石“鹤度仙踪”。勒石乃由顺德府（今邢台市）知府王朝贤主持，同知郭从道、通判张东义、推官姚汝籽督工，足见其规格之高。由州府勒石，说明此时刘海蟾鹤度登仙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鹤度岭关楼内一块石壁上还有一处“鹤度仙踪”题刻，依据左边的“唐山（尧山，今隆尧西部）县知县陆宗龙题”可以查阅到，这是明万历初年的题刻。陆总龙，贵阳举人，明万历初任唐山（尧山）县知县。石壁题刻“鹤度仙踪”右边还有好几个官职人名，说明这是唐山县衙署修葺鹤度岭口隘的标记。由题刻“鹤度仙踪”可以印证，起码在明万历年间，刘海蟾乘鹤飞度的传说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乃至影响到东部的唐山县。
然而，到了明末，内丘人乔中和在撰写《内丘县志》（崇祯十五年）时，根本不去参照吴相撰写的碑记，竟主观地去掉了“鹤度仙踪”的字眼，只是对鹤度岭口隘作了一番攻守的评论。到了清康熙七年（1668年），尽管内丘人和羮在撰写《内丘县志》时去掉了乔中和的评论，补记上“山峰巉峻，惟鹤可度，故名”。实际已然缺失了“仙”的成分，使得“鹤度仙踪”成了模糊的概念。加上这里人迹罕至，刘海蟾登仙的传说开始逐渐淡化，以至于销声匿迹。再后来，反被演变为鹤度一位赶考举子翻山的故事。客观地说，这是志书起到的副作用。
在此，有必要分析一下乔中和撰修《内丘县志》的一些硬伤。乔中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选贡，仕垣曲知县，升太原府通判。致仕后，隐居鹊山乔家洞批注易经，人称乔半仙。崇祯末，他配合知县高翔汉编纂《内丘县志》。从清康熙七年和羮撰《内丘县志》上一段“学田公案”可以看出，乔中和尤为自负和固执己见。或许，因为他研究易学入魔，以至于过于自信，不听劝阻，喜好臆断。所以，在其编撰的志书中，硬伤比比皆是，尤其不乏带有自己感情的臆断。诸如，他臆断说，内丘设“左相乡”，概因元代人葛庸官衔“左相”而名。殊不知，早在宋代的文庙碑上就已有“佐相乡”称谓。只是左佐之别，与葛庸没有半点关系。还有，在论及蓬山、鹊山、蓬鹊山时，臆断说“合蓬鹊为一而呼之，则又误矣”。那么，郦道元撰《水经注》和早于其生活年代的扁鹊庙中大量碑文皆为“蓬鹊山”之称，又作何解释。还有，鹊山之标志原本为“黑石如鹊”，他却武断为“白石如鹊”，实在难以理解。
志中硬伤不胜枚举，完全由其个性使然。就拿其在记载鹤度岭口隘这一个例来看，明明吴御史的《内丘县蒿都岭城记》就矗立在关门内侧，他不可能看不到，却视而不见，悖其意大加评论：“西平东峻，人曰此山以西之守也。余曰不然。自高临下曰险，自下仰高曰阻，其为要害一也。凭高之守，因高而高之筑堞垒而伺焉。依深之守，因深而深之凿池堑而需焉。守要之兵，用土著习则玩，玩则□；用差遣远必扰，扰必废。良法在良有司用之耳，故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好一阵高谈阔论，大意是，鹤度岭关本来是防守西边，但西平东峭，与常规的防守居高临下相反，这样的驻防工事岂不是闹着玩的！
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际这是乔通判对吴御史的极为不屑而加以评论的。因为吴御史的观点是“嘉靖辛丑秋，虏贼深入山右为害，甚酷……长可五十丈许，高可二丈五许，更约以垛口五尺计三丈也……□虎豹掠之险，匪谓从此南抵……山溪具塞，是虽达虏善马，虏马能山，鲜不自此还”。意思是说，由于北方游骑（北方少数民族被蔑称达虏）的侵害，需要高筑城墙来阻挡，蒿都岭口隘原本西平东峭，地形特殊，因此要将长城口隘建造的高大恢弘。这样不但能防御虎豹土匪，更能防御北方游骑的骚扰。
由此可见，乔通判并没有解透修筑长城口隘的意义所在，便妄加评论。太行山上的明长城又称内长城，于明朝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541—1542年），沿太行峻岭，依山造势，北起怀来县，南至沙河县加以修筑。蒿都岭长城只不过是明长城的一部分。修筑长城原本是为防御和对付小股流窜的游骑（达虏），有了长城驻防，太行山东部的正常生产生活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吴御史在碑文中说是“部将飞度，吾东方取用民力，少用民计”。长城的真实作用并非像乔通判所想象的，是为大规模战争而布防。
其结果，因之乔通判摒弃了吴御史的宝贵史料，使得“鹤度仙踪”源自刘海蟾登仙的逸闻被遗弃。又赶巧处在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人员流徙频繁，且远离县城，疏于管理，造成文化的传承断代，史料失载。
值得庆幸的是，吴御史的《内丘县蒿都岭城记》和城门楼勒石《鹤度仙踪》犹存，白鹿角蛤蟆垴奇观永固，刘海蟾登仙的印证可以衔接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足以成为拾遗的好脚本。
(注：文中□为文字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