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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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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珠江晚报

从“旁听”走向“主讲”

日期: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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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邱耀升

  中山大学科研团队组织学习。

  中山大学科研团队考察澳门气象站。

  中山大学科研团队走进新疆。

  中山大学科研团队部分研究生。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年度《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这份被誉为地球年度“体检报告”的权威文件,向世界揭示了一个严峻事实:2025年成为有系统观测记录176年以来的“第三个最热年份”。

  而在报告列出的8个核心数据集中,一个名为“China-MST 3.0”的数据序列,其研发机构一栏清晰地标注着:中国,中山大学。其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位于珠海。

  这是继2021年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采纳后,由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李庆祥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温度基准数据,再次被国际权威气候评估报告完整采纳。它意味着,在全球气候科学最核心的观测基准领域,来自中国珠海的声音,已从“旁听”走向“主讲”,成为国际同行公认的重要参照系之一。

  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用1850-1900年平均温度代替)水平升高约1.39℃,过去十二年(2014-2025年)包揽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全部席位。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暖效应不断穿透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的调节作用。科学界共识正在逼近一个阈值——《巴黎协定》设定的1.5℃温控目标或将在5-10年内被突破。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不仅关乎全球未来,也深深镌刻着一座中国沿海城市的创新烙印。一个来自珠海的研究团队,如何用近十年时间,将自主研发的“温度尺”递到世界手中,丈量人类共同的命运?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团队带头人李庆祥教授,试图揭开这段从零起步、最终比肩国际顶尖机构的科学攀登之旅。

  采写:本报记者 余沁霖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气候门”阴影下的中国决心

  事情的开端,追溯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夜那场震动全球科学界的“气候门”事件。

  “当时,黑客入侵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邮件服务器,一些私人通信被公开,引发了公众对当时最权威的全球温度数据是否被‘处理’过的巨大质疑。”李庆祥教授回忆道。彼时,全球温度基准数据长期由英美少数几家机构主导。这场风波直接导致哥本哈根大会无果而终,也让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基准数据的透明与独立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风波过后,国际同行学界痛定思痛,决定构建更可靠、多元的数据体系。2010年,一场由美英牵头的全球表面温度数据计划国际会议召开,旨在汇集力量,制作新的更精准的全球温度数据集。

  李庆祥作为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思路。”他说,“过去,全球数据的质量控制、‘均一化’(消除非气候因素造成的观测偏差)和时空分析,都由英美气候研究中心统一‘包办’。但当时,包括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团队在相关领域研究已经日臻成熟。我建议,能否改为由技术较强的国家或区域团队负责各自区域的数据质量,再由一个研究中心进行整合补充?这样或许更能保证区域数据的精度。”

  这个体现“分布式信任”与“全球协作”新范式的想法,在会上得到了当时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主席和与会专家的积极回应。这粒种子,悄然埋下。

  然而,国际合作计划的进展缓慢。此时,美国的“伯克利地球组织”开启了独立研发之路,其成果也在2013年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采纳。“我们不能缺席。”一种紧迫感与使命感,推动着李庆祥。

  2016年至2017年间,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深耕多年的李庆祥,正式启动了自主研发全球温度数据集的尝试。随后,他加盟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使得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更有条件在珠海落地并进行了深度拓展。“我们东半球,尤其是亚洲,应该有自己牵头做的、既能反映全球气候更能反映本区域特征的高质量数据集。”

  从“一穷二白”到“国际基准”

  起步,筚路蓝缕。

  最大的困难是数据本身。“我们要收集从1850年至今全球170多年的观测数据。国内在这方面的积累,包括数据处理技术,当时都相对薄弱。”李庆祥坦言。我国首个中国均一化气温数据集,正是他本人在2006年主持完成并公开发布的,而这比欧美国家晚了近二十年。

  但中国科学家有自己的底气。2013年,李庆祥团队研发的第二代中国均一化数据集,已被国际同行公认为世界先进水平;通过长期的合作,团队也已经获取了全球各个数据中心收集到的最完整的基础数据资源。这份底气,成了冲击全球数据的起点。

  团队的核心创新,正是当年那个会议提议的实践:“分区质控,全球整合”。“以前的数据集,一个研究中心处理全球数据,很难兼顾所有区域的特性。我们的方法是,让中国、美国、欧洲等技术强的国家和地区,先把自己的数据做到最好;缺乏能力的地区,我们再合力协助。最后,我们像一个‘总装厂’,将这些高质量‘部件’整合成一套全球产品。”李庆祥解释。这套方法,确保了数据集无论在分析全球趋势,还是评估东亚、北美等区域尺度气候变化时,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真正的“硬骨头”,出现在数据稀疏的“空白区”——北极、高原。这些地区观测站稀少,却是反映全球变暖放大的关键区。2020年下半年,得知团队必须赶在2021年1月报告截稿前,将关于全球温度重建的论文正式发表,China-MST数据才有可能被采纳。

  “当时,一些国家已有的关键技术代码因故无法共享,而我们只剩半年时间,从核心算法发展到编程实现,一切都要从零自研。”李庆祥回忆,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与博士生们立下“军令状”:“任何时间遇到问题都可以找我,深更半夜也行。”经历了前几个月“毫无头绪”的煎熬,通过反复与国外专家越洋讨论细节,终于成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论文通过期刊的快速通道得以迅速接受,使得“China-MST-Interim”数据集顺利被第六次评估报告部分采纳。

  正是这一次次攻坚,让“China-MST”数据集不断进化。在最新更新升级的“China-MST 3.0”中,团队又已系统评估并量化了数据集从观测、分析到空间覆盖的各类不确定性,建立了先进完整的不确定性评估框架,使得数据结果不仅有“最优估计值”,还带着严谨的“误差条”(如±0.05℃)。正是这种极致的严谨,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在2025年报告中,因2025年与2023年的升温幅度在误差范围内重叠,而严谨地称其为“三个最暖年份之一”,而非简单排序。

  科学殿堂里的合作与话语

  从跟随、参与到提供基准,中国团队如何与国际顶尖机构相处?

  “合作远多于竞争。”李庆祥笃定地说。他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菲尔·琼斯教授(“气候门”涉及数据集的主创者)自2003年相识,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以及互访、合作的传统。“国际科学界需要东半球的声音来补充知识盲点。我们的工作,本身也是对全球数据体系的一种重要校验和丰富。”

  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报告完整采纳,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这意味着,它被认可为表征全球变暖的‘基准数据集’之一。”李庆祥说,“未来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等国际评估中,图表上将可能有了第一条稳定出现的、属于中国的数据序列。我们在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科学领域,拥有了持续、稳定的发言权。”

  珠海风起处,科学报国时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是位于珠海校区的整建制学院。这项基础研究,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李庆祥说,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整建制落户珠海,其面向南海、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研究海洋气候、区域气象的天然优势。

  而研究的价值,正从全球尺度向下延伸。李庆祥透露,团队已开始将高精度数据研发技术,应用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比如现在备受关注的‘低空经济’,飞行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风切变等精细气象条件。我们正在与多地气象部门和地方政府交流合作,研发更高分辨率的气象数据产品,未来有望为低空飞行提供精准的气象护航。”

  对于普通珠海市民,全球升温1℃多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数字。”李庆祥解释,“它意味着地球气候系统能量收支的巨大变化,会连锁导致极端天气更频、更强,海平面加速上升。珠海作为沿海城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战场的前沿。加强气候变化研究,推动低碳发展,对珠海而言不仅是贡献,更是关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面对依然严峻的升温趋势,李庆祥认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是应对一切的起点。“只有把地球的‘体温’测准,把变化的规律摸清,所有的预测、评估和应对策略才有坚实的根基。”

  跬步千里,未来可期

  采访最后,对于有志于气候与环境事业的青年,李庆祥的寄语朴实而深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在他看来,中国气候与气候变化科学正面临快速发展的契机,在许多领域完全有可能从“并跑”迈向“领跑”。“关键在于,每个参与者都能沉下心来,真正做好一件事。当无数件扎实的工作汇聚在一起,国家的科技实力自然就强大了。”他鼓励青年学子既要把眼光放长远,打好基础,投身艰苦但重要的基础研究,也要关注国家与地方的需求,让科学之树在现实土壤中扎根结果。

  窗外,珠海的海风轻拂。在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里,一群科学家正用最严谨的数据,倾听地球的呼吸,捕捉风的讯息。他们的工作,标注于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之上,也连接着人类共同未来的福祉。从珠海出发的这把“中国温度尺”,不仅测量着过去与现在的气候轨迹,更在为全球擘画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贡献着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