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继勇
一九六〇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漫长。
我在安徽省屯溪高级中学参加高考后，便回到休宁白际乡严池村的老家，等待命运的裁决。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山村的炊烟里飘着的，不是米香，而是生存的苦涩。
后来的一个傍晚，我从山上挖野菜归来，还未进门，就听见屋里传来消息：录取通知书到了。我颤抖着拆开信封——“蚌埠医学院”五个字，像一道光，刺破了山村沉闷的空气。多年寒窗，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然而，屋子里却没有一丝喜气。父亲面色凝重，两个哥哥低头不语。按照古礼，金榜题名本该放鞭炮庆贺、大摆酒席，可那一天，全家人脸上写的只有忧愁。九块钱的路费，竟成了一道迈不过去的门槛。父亲和兄长四处奔走，最终空手而归。
“在家种田吧，”父亲抽着旱烟，声音沙哑，“学个手艺，也能混口饭吃。”
那一刻，我感到天旋地转。转身上了阁楼，泪水终于决堤。十年寒窗，难道真要付诸东流？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窗外，白际岭的夜色沉沉地压下来。
可我不甘心。我始终相信，命运要靠自己争取。
迷茫之际，我想起了休宁中学的班主任方步青老师。那时我是班里的俄语课代表，方老师和蔼可亲，待我如子。夜深人静，我挑灯写了满满三页信纸，将求学的执念与家中的困窘，一并托付给笔墨。天蒙蒙亮时，我跑到白际乡政府，小心翼翼地将信投入那只绿色的邮筒。
那封信，载着一个人全部的希望，在山路间颠簸而去。
大约十天后，回信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瞬间喜极而泣——方老师在信中邀我去休宁中学，担任初三毕业班的俄语代课老师，按课时计酬，每节课两角钱。在那个年代，两角钱已是十分可观的收入。我每日三节，一周二十节，一个多月下来，竟攒下了二十多块钱。
九块钱的路费，终于有着落了。
绝境之中，方老师成了我的贵人。他不仅拯救了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也成全了一个寒门学子的求学路。我在心里暗暗立誓：待学有所成，定当涌泉相报。
八月末，启程的日子到了。
天刚破晓，全家人送我到了村口。我三步一回头，亲人们站在路口，身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走到山头拐弯处，我再回望，他们仍站在那里，像一尊尊沉默的石像。我忍不住跪在路边，向着村子的方向深深叩拜：“父亲辛苦了，哥哥们辛苦了。感恩家人成全，受我一拜。此生恩情，永世不忘。”
走到屯溪时，太阳已经落山。我住进小旅社，六角钱一晚；街边的光面一角钱一碗，我舍不得买，只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山芋干。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去芜湖的半票，随身只带一床薄被、一张草席，书包里装着干粮。
那是一辆烧木炭的汽车。上陡坡时，旅客全部下车，有力气的便帮忙推车。汽车像蜗牛一样在盘山路上爬行，从清晨五点一直到暮色四合，才抵达芜湖。再转火车到蚌埠，已是晚上八点。
走出蚌埠火车站，我一眼就看见一群人手举红色横幅：“蚌埠医学院新生接待处”“热烈欢迎新同学”。那一刻，我像是漂泊已久的孤舟，终于驶进了港湾。
我又到家了。
回望那段岁月，从白际岭到蚌埠，全程路费仅仅九块钱。可没有这九块钱，我永远爬不出那座大山；没有这九块钱，我进不了大学的门；没有这九块钱，就没有我的今天。
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而支撑我走过来的，是父亲沉默的爱，是兄长无言的担当，是方老师雪中送炭的恩情，更是那个在绝境中不肯认命的自己。
人生路上，天无绝人之路。心怀执念，终有微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