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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坑烈士纪念广场
中共皖浙赣省委成立后，机关常驻休宁石屋坑、高舍一带，皖赣特委和红军独立团负责人经常来这里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红军独立团政委刘毓标等人住在石屋坑张志周家。后来，为对付敌人的“清剿”，村农民团和赤卫队在附近的密林中，搭了10多个山棚，并确定专人负责联系，关英、刘毓标、李步新等省委领导人随后转移至山棚中隐蔽活动。
中共皖浙赣省委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领导，适时调整斗争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省委发展党员高度重视政治纯洁性，明确入党人员须出身成分优良、社会关系可靠，并经受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三项标准。同时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培育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在武装建设方面，红军坚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设立党总支部，连队建立党支部；省委直属独立团、营及各特委独立营、游击大队均配备政治委员。部队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定期召开党小组会，开展政治学习与工作检讨。在斗争策略与群众工作方面，红军以积极的军事行动为掩护，向贫苦群众广泛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组织开展抗租、抗息、抗税、反抽丁斗争，建立农民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群众当中筑牢革命根基。在赤白交界地带以及敌军占领区域，引导群众运用“白皮红心”策略与敌人开展周旋。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省委坚持打击首恶、争取中间力量、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对待保甲长，以教育争取为主，重点惩治极少数罪大恶极者，团结大多数，允许其开展两面工作，为我方搜集情报、采购紧缺物资，掩护地下革命活动；对城镇商人，准许进入山区开展商贸往来。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一时忙于内部争斗，调走了“清剿”皖浙赣边区的大部分军队。省委和各个游击区的党组织把握时机，争取主动，把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鄣公山游击根据地、开婺休游击根据地以及上浙皖特委、下浙皖特委所辖游击区域的武装力量，在省委与各特委统一领导下，依托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协同策应，持续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用两面政策，一面开始同中共停战议和，一面重新调重兵加紧对南方各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1937年1月6日，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于浙江衢州召开绥靖会议，限令三个月内肃清边区所有红军游击队。会后，国民党正规部队纠集四省各地反动地方武装多路分头进犯，皖浙赣边区游击斗争形势再度趋于严峻。
中共皖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会议，深入研判时局，研究部署斗争任务。省委认为，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唯有及时获取中共中央指示，才能准确把握斗争方向。1937年2月，关英决定派遣熊刚、刘毓标各率一个连队跳出根据地，奔赴浙西南寻找粟裕、刘英部，希望借助电台接通与党中央的联系。随后关英亦离开根据地，转战于皖浙边境地区，各特委及其所属独立营继续留守原有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就在关英与红军独立团主要领导人率部撤离鄣公山之际，敌人为期九个月的大规模“清剿”正式启动。敌军一旦发现独立团行踪，便调集兵力穷追不舍。独立团转战至浙西白马地区时陷入重围，熊刚仅带领二三十名战士突出险境；关英与部队、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隐蔽于玉山县北乡一带，省委的领导活动由此中断。
在独立团遭受重大挫折的艰难处境下，坚守皖浙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调整斗争方式，以少量力量留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依托敌军防守薄弱区域开展武装袭扰，牵制敌军兵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开展工作，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游击斗争。在这期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祁门县的汪振丰，夜以继日，出生入死，为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掩护、医治伤员，为红军筹款、贮藏粮食1万余公斤，以及油盐、药品等物资，保管各种枪支300余支，同红军一起坚持到胜利。又如休婺中心区委秘书、共产党员张志流的儿子张仲云、张仲宏参加红军后相继牺牲。张志流本人在“并村”后，为了保护中心区委和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筹粮供药，不幸被捕，受尽敌人拷打，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英勇气概。正是他们筑成了摧不垮的铜墙铁壁，成为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有力依靠。
·史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