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东风
晚清维新派官员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有载：“嘉庆朝，士之以博洽闻于时者，北则张石州穆，南则俞理初正燮，一时学人无及者。”《春冰室野乘》是晚清掌故笔记中局内人记忆的代表作，对研究清代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思想家、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是清代考据学由“求是”通向“平等经世”的关键转捩者，以布衣之身成《癸巳》二稿，既为朴学收束，亦为近代人权思想先声。张穆（1805—1849）山西平定人，字石州，号殷斋，清代学者、历史地理学家。“张（穆）治学精勤，涉猎广泛，除经学之外，诸子百家，史志舆地、经世治道、小学篆刻、诗文古词等，无不淹贯”。两个年龄相差三十岁的学者，因相互仰慕，结为彼此的知音益友，演绎了晚清学术接力的一段佳话。
相识相交，一见如故
俞正燮全集张穆所作《癸巳存稿序》写有这样一段话：“壬辰冬，理初馆新城陈硕士侍郎所，为校顾氏《方舆纪要》，穆一再过之，颇多请益。理初赏之，曰：‘慧不难，慧而能虚，虚而能入，为难。’因与订交。然理初年长于穆一倍，穆以礼事之，尊为先生，不敢舆齿也。”
这段故事发生在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岁的张穆，来到北京游学。他拜访了祖父门生、时任徽州知府的程春海侍郎，得悉俞正燮有“宏通淹雅之才”。当时，年近六旬的俞正燮正在陈用光家校书。张穆慕名前往椿树胡同里请教。一来二去，以学问相切磋，两人成了“忘年交”。张穆尊称俞正燮为先生。俞理初很是赏识张穆，他勉励张穆说：“一个人聪明睿智不难，如果聪明睿智还拥有谦虚之心，有谦虚之心还有潜心求进，这才是真难。”
学术互助，情谊日笃
道光十三年，俞正燮参加了春闱科考。张穆正在礼部为“校写官之役”。读其闱文“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与诸公同认为理初必高中。然而，却因曹振镛的缘故，俞正燮再次落第。礼部王藻得识理初之才，读其著述《米盐录》书稿，为之惊叹。得知理初将南行，恐怕遗失，便召集门生商议集资刻印《米盐录》，并将其命名为《癸巳类稿》。当时，书稿“旧笔记之存者，写粘为八册，后复多有涂改”。书稿经程春海审定目录后，张穆和好友许印林一起整理校对。“发匣摊书于几上……择其较易缮者，得如千篇，分类排次，以付梓人”。那些稿子，一题一事，鳞次栉比，都是俞正燮几十年读书的心血。张穆亲眼见他“得书即读，读即疏记”。俞氏那种专注的精神，让张穆对虚而能入四个字有了切身的领会。
道光十八年春，张穆从老家山西来京师参加科考。计划到南方游学，因故耽搁了行程，仍在京师逗留。俞张二人，一老一幼，朝夕相见，谈经论诗。在京期间，张穆请理初观赏自己新近寻得一方明代的宝砚，并请俞正燮点评自己为此砚所作的《宝贤堂龟砚》诗。俞老夫子细心研磨，欣然和诗一首：“我怀墨盒融且妍，扶病添墨意欣然。忽忆龟砚铭宝贤，开縢为作龟砚篇。昔在斜街见此砚，龟小栲栳蛇细线。明藩晋府凿以殉，文光复从土中见。石州得之重璠瑜，商以古金尺建初。石寿顿展千百岁，龟久蛇迤文虚徐。大砚墨多满玉版，疑墨疑云惊龙脔。石州有笔能淋漓，笑我盒中墨一盏。”这首和诗，既有对文物的鉴赏，也有对友人的期许，更有老学者的谦逊与风趣。它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张穆所藏“宝贤堂龟砚”的形、纹、来历和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砚台的赞赏，表达了对后辈学人张穆的欣赏、鼓励和深厚情谊。
科场蹉跌，患难与共
道光戊戌年十月，张穆南游，在通州道中遇到了年过六旬的俞正燮。张穆欣喜若狂，赋诗一首《通州道中喜逢俞理初孝廉》：“老作诸侯客，著书难疗贫。感君垂素发，令我倦黄尘。身世扁舟隘，江皋夜雨新。喜逢兼惜别，蛟鳄尚横津。”诗以“喜逢”为题，却通篇弥漫着“悲”的底色：悲叹俞正燮“老作诸侯客，著书难疗贫”的辛劳处境，悲两人“身世扁舟隘”的漂泊，悲叹“蛟鳄横津”的险恶现实，更悲“喜逢兼惜别”的短暂相聚。但这份“悲”中，又藏着深厚的精神慰藉：俞正燮与张穆，一个年近六旬仍坚守学术，一个年轻气盛却“倦黄尘”，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那份对纯粹学问的执着。“感君垂素发”是晚辈对长者的心疼，“令我倦黄尘”是知己间的精神共鸣。即便“著书难疗贫”，即便“蛟鳄尚横津”，这份“忘年交”的情谊与对学术的坚守，仍是他们在乱世漂泊中唯一的精神“扁舟”。
得知理初南归盘缠都是别人资助，张穆便决定陪同俞正燮一同拜谒同乡前辈、时任江苏学政的祁寯藻。祁寯藻赞赏俞正燮，请他次年为其校订《三古六朝文目》。道光十九年七月，在祁寯藻推荐下，俞正燮受聘金陵“惜阴书舍”掌教。道途奔走四十年的俞正燮，终于有了可以静心做学问的地方。
恃才傲物的张穆，科举之路也不顺。道光十九年，张穆参加顺天府乡试，因携酒入场的问题与监考官员发生冲突，被逐出考场，并永不许参加科考。消息传到金陵后，俞正燮彻夜未眠，提笔给张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满是一位长者的惋惜和告慰：“九月南中略闻行年之事，可言者屡欲寄字，而捉笔欲书思君意，便又不能捉笔，知复奈何？仁弟从此节饮为上策。苏子美饮酒落山，徒为人所嗟悯（忧虑叹息），不知自努力之为佳也。初闻信时彻夜不眠，次日便已了然，且深以仁弟为非。”他对张穆科举之事深为惋惜，却能理解。劝诫他今后要适度饮酒。他在信中劝慰张穆，科举和报国是两回事，不必混为一谈。劝慰张穆安抚新婚的妻子赵氏。要理解女子希望丈夫功成名就的心理，不要因此与她而发生争执。这与他平日所写的《贞女说》《妒非妇人恶德论》等文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与平等观念。张穆读罢此信，深为感动，他回信说：“俞君在南服，驰书来相询……意异情则同，气类吾辈真。”
薪火相传，学术接力
道光二十年五月，俞正燮卒于金陵惜阴书舍。消息传到北京，张穆恸哭失声。他没忘记亦师亦友俞正燮的未了心愿，道光二十七年，与许瀚一起，将《米盐录》剩余十五卷细细校勘，定名《癸巳存稿》，收录杨尚文的《连筠簃丛书》刊行于世。正因为张穆的接力，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才得以传世。
才华横溢的张穆自己也不负俞老夫子所望，借鉴他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以其《俄罗斯事辑》《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驻扎大臣原始》等边疆著作为思想基础，实现了突破和创新，《俄罗斯事辑补》《蒙古游牧记》《魏延昌地形志》等著述，是清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杰作。张穆自清代起成为西北地舆学重要代表人物，实现了俞氏期望的“慧而能虚，虚而能入，入而能新”的跨越，其西北地理研究成果在当代边疆和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仍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