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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然
我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咖喱，是在香港港丽酒店。以前家里做菜口味清淡，很少吃刺激的味道。香港多元化的食物增添了我的感官享受。不同于清淡让人温暖慰藉，不同于被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戴维·朱利叶斯说是痛觉的辣味，咖喱基底是姜黄的微苦金黄香气，混合孜然、芫荽籽、桂皮、豆蔻、小茴香等复合香料，自带浓郁厚重的草本辛香，口感绵密醇厚；不同国家的咖喱，会搭配椰奶、酸奶、番茄、黄油，带来奶香、酸甜、咸鲜等层次。在香港时很爱吃咖喱，常会选择不辣或者微辣的咖喱。
与其说我在怀念咖喱的滋味，不如说我在怀念有诸多选择的快乐，也反思刚接触不同文化时理念上破碎重建的痛苦。其实，外出求学、工作，或者与外地人联姻，这些经历都会让人感受到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饮食只是其中一角。在保留自己的味觉偏好与入乡随俗之间、在保持小城市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与迎合大城市金钱至上的世俗追求之间，大多数人都会进行自我系统的文化整合。这里说的文化整合并非简单的否认、排除异己，而是选择性的融合和更新。
从单一环境中走出的人往往开始会抵触不同的文化。袁祖志《涉洋管见》中有一节读来趣味横生：“中土四时咸备，气候均调，泰西则寒暑不时，冬夏乱序，有自古迄今霜雪不降之处，该处之人，毕生不识六出花为何物……以人事而论，中土首重伦常，次隆仁义。泰西则子不养父，臣玩其君，妻贵于夫，三纲沦矣。因夫妇之道不修故，婚姻之礼遂废。女子二十有一便纵其任意择夫，尽有屡择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后娶为耻。青年碧玉，到处求雄；皓首孤孀，尽堪招偶。风俗之坏，一至于斯……以言乎饮食，则无分冬夏，均啜冷水凉醪；不解烹庖，但识牛脂羊肋；传餐无几，徒劳器具之繁；式食庶其，不胜仆从之瘁；羹汤绝少，珍错全无焉”，足以见其强烈批判。
但这种文化碰撞，又激发了西学之心，思考能否为我所用。学者朱一新（1846—1894）：“西国地广人稀，故耕种亦用机器。若中国用此，一夫所耕，可夺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毙，即铤而走险耳。”
成长环境较为包容之地的人们，面对外来文化，往往会选择兼收并蓄。帕慕克的《白色城堡》里，“霍加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而我从霍加身上学到了同样多的东西”，最后甚至完成了身份互换。这给我们提供了文化交融的一种方案，即“我即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碰撞从此停下。帕慕克曾坦言，“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的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
然而，文化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即使拥有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随着城镇化、全球化进程，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文化碰撞的阵痛也会日渐削弱。
再者，文化碰撞之后，往往会导向一条更深入自我文化的回望之路。但这条“回望”绝非原地倒退或故步自封，而是一种带着世界眼光的向内观照。就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一样，开出了“禅宗”这朵惊艳世界的本土之花。
我的老家是黄山，但我在旅外时期已经随身携带了第二故乡的味觉。之前隔一个月我们家就做一顿粤菜，有时是马来菜，那也是我的异乡味觉记忆。我曾想着退休之后或许可以在老家开一家“东亚饭店”。徽菜胜在取自山间溪涧的新鲜食材，稍加蒸煮入口鲜甜的“玉板禅”也就是竹笋，在水中摇摇晃晃胖墩墩滑溜溜的嫩豆腐，可以用作煎茶的泉水，都让我赞不绝口。如今的我，可能更想开一家徽州素食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