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 旭
渡口，帆船，桅杆。酒肆，古道，客栈。这是旧时渔梁古村的场景。
在不到一公里长，沿着练江的老街，这里几乎没什么人声，只听见不远处渔梁坝“哗哗”的水流声。
明清时期，渔梁古村可不是现在这样，那可是“水村山郭酒旗风”。渔梁曾是新安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运枢纽，是新安江水路的一个重要码头。据史料记载，渔梁渡口在明清鼎盛时期，码头最多时停靠300余艘大小船只。徽商从这里出发，踏浪新安江，去往杭州、扬州。“无徽不成镇”是那真实的写照，曾书写了徽州的辉煌。在徽商最兴盛的时期，渔梁宽阔的江面上桅杆林立，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徽商之源”。
渔梁坝，始建于隋末唐初，历经宋代的重建和明、清及近现代多次维修，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坝长138米，底宽27米，顶宽4米，历经千年而弥坚。走在渔梁坝上，就是走在时光隧道里。
渔梁坝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古代拦河坝，是徽州古代最知名的水利工程之一，被称为“江南第一都江堰”。在渔梁这里，垒石一拦，可蓄上游之水，缓坝下之流。对于灌溉、行舟、放筏、抗洪，都大有裨益，渔梁渡口在新安江航运地位更为显现。
试想，徽州最鼎盛时期，徽州府所在地就设在歙县，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渔梁渡口离县邑不到1公里，这为渔梁码头的繁荣打下人流、物流基础。在徽州，可以这样说，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村落；有村落的地方，就有徽商。多少徽商离乡背井，破釜沉舟，带着母亲的不舍、妻子的思念，从渔梁渡口，下苏杭，奔他乡，行时双颊泪行行。载着亲人的船只渐渐远去，站在渡口青石板上送行的人们，还在踮着脚跟抬起头，使劲地看着他们，直到亲人消失在新安江上，看不见为止……
那个少年没有回头。只见眉头紧锁，目光凝重。他坐在船头，看着两岸的山往后移。或许他在想，在思考，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身后的家，或许回不去了。前面路漫漫，生死两茫茫。是把一条命搭在江上、交到茫茫不知终点的路上。
当年徽州八景之一的“渔梁送别”，它指的不是当地渔梁的兴旺情景，而是指在渔梁送别自己的亲人的悲壮场面。清代诗人汪洪度《次街口》就有“家乡送别人，已隔青峰外”的描述，离别之情溢于言表。
历史，往往是为所谓成功者撰写或者记录的。在徽商鼎盛的几百年间，留下多少徽商文字记载？记录下来的大部分是这些在外经商成功者。其实成功者占据很小的比例，更多的是在外打拼默默无闻者，或者生意场的失意者，还有众多客死异乡者，就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郑木生。他们没有片纸只字的文字记录，活得像一粒尘埃，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些人应该被铭记，同样，他们是徽商的先行者、探路者、铺路者。
当年的徽州人，心里是复杂的，始终在“仕”和“商”中徘徊。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是梦寐以求的，在没有获得科举功名后，往外一丢，奔赴他乡。可以这么说，读书取得功名是面子，退而求其次成为徽商是另一条出路。相反，许多徽商成功后，通过捐功名实现颜面的体面而光宗耀祖。
徽商，成功了就是功名利禄。失败了就是一介凡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的思绪像放飞的野马，渔梁坝的水声又把我拉了回来。
不知是坝因地方而得名，还是地方因坝而知名。渔梁坝坝体全部用清一色的花岗岩垒砌而成，采用榫卯结构锁合，每一块石条，通过燕尾榫元宝钉结构固定，那三个高低不同的全自动出水口，春夏水涨时，水流通过三道水门飞泻而下，硬生生将湍急的江水驯服了千年。石头躺在坝上，任凭风吹雨打却安然不动。这些重达吨余的石料，古时的工匠们在没有很好的设备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开采怎么运输都成为我们探讨的话题，只能赞叹古人的智慧。花岗岩条石，被岁月和流水侵蚀，如今露出斑驳的青褐色，那是岁月的底色。
我站在石坝上，举目四望，上游水波不兴，鱼翔浅底；下游乱石嶙峋，激荡翻滚。西岸，夕阳慢慢在紫阳山下落下，照在渔梁坝的江面上，泛出金色的波光。东岸，渔梁古村沉浸在静默时光里。渔梁坝不远处，新安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江面变宽了，水流变缓了。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复沓回环的诗句，显示出逆水行舟的艰难。《新安滩》是清代诗人黄景仁所创作的五言绝句，描写了诗人从新安江下游到上游的感受。诗人用浅显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有力地显示出新安江江势的险峻。乾隆三十八年（1773），诗人从杭州坐船去往新安，坐船逆水而行，随着地势的逐渐增高，每经过一滩就像增高了十丈，诗人有感而发，遂作此诗。逆水行船是艰难的，那“一滩复一滩”的激流，那“一滩高十丈”的险阻，乃是对逆水行船者的考验。只有冲破这些激流险阻，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新安在天上”，则以极度夸张的语言，突出了江势的险峻。面对波涛汹涌的新安江，有多少徽州人怀揣梦想，达到成功的彼岸；又有多少徽州人，却葬身于新安江，无法重回故乡再见父老。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嘿哟——嘿哟——”的号子声，依然隐约在昔日船工和纤夫们的吆喝和歌谣中。
其实，徽商就是一部徽州人的奋斗史、血泪史，在成功光环的背后，掩盖了多少生意场上的失意者，正是他们“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闯荡精神，孕育出凤毛麟角的成功的徽商，进而带动了徽州灿烂的文明。
徽州那一座座牌坊，是旌表还是人性的摧残？是留守与牺牲，是坚韧与奉献，是离别与寄托，是更多的善行与品格。没有徽商或许也就没有徽州众多的牌坊，那些被刻在牌坊上的徽商背后的女人，书写着时代的荣光与泪水。
渔梁老街那磨损的青石板，有被独轮车碾轧留下的凹痕，或许独轮车上载着茶叶、食盐或大米。渔梁坝青灰色的花岗岩被新安江的水洗刷得光滑，泛着幽光。石与石之间的燕尾榫咬合了几百年，浪花没把它们冲开。江水从坝上翻过去，哗哗地回响……
渔梁渡在沉寂，但渔梁坝仍记录了一部徽商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