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敬东
一个是北大教授、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另一个则是“三进荣国府”的乡下老太婆。前者满腹经纶，后者“扁担扔下地——‘一’字认不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其人生哲学竟是相通的。
先说刘姥姥。这刘姥姥是个“积年的老寡妇”，七十多岁了，跟着女婿王狗儿一家生活，外孙名叫板儿。仅从这一家人粗俗的名字，就可想见他们生活的苦寒。女婿怨天尤人时，刘姥姥就告诉他两句话：一是“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一是“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
前一句劝王狗儿认清现实，过日子须脚踏实地；后一句却是教他得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不要被眼下困死。
这便是刘姥姥的人生哲学：头脑清醒，知足知止，接纳自身的处境；同时，又不甘心被命运困住，有向外突围的勇气。果然，她凭着那层几乎不相干的远亲关系，放下老脸，闯进了显赫的贾府，以脂砚斋所言的“忍耻”二字，换来了二十两银子。这二十两银子，在贾府不过是区区一顿螃蟹宴的开销，在贫寒之家，却是一笔“巨款”——能活人性命。
贾府被抄家之后，王熙凤进了大牢，她那宝贝女儿巧姐被人拐卖，流落烟花巷。反倒是这个曾被黛玉戏称为“母蝗虫”的刘姥姥，把她给救了出来，让她与板儿成了亲。这结局，谁能料到呢？
在困顿中，一边踏实过好眼下，一边默默为将来铺路的，还有大学者钱理群。
1960年，二十一岁的钱理群，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校，教语文。这卫校不重视语文，学生的听课状态，也就可以想象。钱理群想走，却走不了；混日子，心又不甘。于是，他给自己筑了两个“窟”：一“窟”立足现实，把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做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另一“窟”则是未雨绸缪，在煤油灯下研读鲁迅、撰写文章。
那时，他心里始终存着一个念想：总有一天，要站到北大讲台。
恢复高考那年，他毅然报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从报名到考试，只剩下一个月。旁人替他捏把汗，他却说：“实际上我已经复习了十八年。”
是的，钱理群在贵州大山里待了十八年，也默默地准备了十八载。
毫无悬念，他成了那年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名，然后师从王瑶、严家炎等诸位名家，毕业后留校任教。
那个在煤油灯下读鲁迅的年轻人，果真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了。
刘姥姥大字不识一个，钱理群则读了一辈子书，然而他们的生活哲学竟是不谋而合。
这门哲学，不分贵贱，人人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