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浩
徽墨何以跨越千年？答案不在墨锭本身，而在墨锭背后的那片土地。
《家业》剧中墨庄的兴衰、墨工的坚守、商海的沉浮、家族的传续等，无一不是一方水土文脉的鲜活投影。徽墨千年文脉的底色，既有赖于徽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更扎根于徽州人骨子里那些根深蒂固的宗族思想以及亦商亦儒的进取意识。三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先说崇文重教。徽州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风，这一传统并非虚饰。南宋以来，徽州书院林立，科举及第者冠绝江南。读书人多了，对文房用具的要求自然苛刻。墨要“坚如玉、纹如犀”，要“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这些标准并非官府颁定，而是文人墨客用笔尖试出来的挑剔。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挑剔，倒逼墨工不断改良配方、精进技艺。潘谷之所以被称作“墨仙”，苏东坡、黄庭坚之所以为其赋诗珍藏，正说明徽墨的品质已经成为当时顶级文人圈层的共识，甚至演化为一种宋式美学的身份标识。
再说宗族思想。徽州人聚族而居，祠堂是村落的中心，族田、义庄是经济命脉。宗族不仅负责祭祀、议事、仲裁等，更承担着资本互助与技艺传承的功能。制墨是一门“家业”——这个词用得精准。父子相授、师徒相继，配方秘不示人，墨模代代流传。程君房与方于鲁本是师徒，后因竞争而各自成就，其背后离不开宗族提供的初始资本与人脉网络。《家业》中墨庄的起落，始终与宗族的支持或掣肘纠缠在一起，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至于亦商亦儒的进取意识，徽州民谚“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道尽了其中辛酸与豪迈。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迫使徽州人背井离乡、贾而好儒。墨业也不例外。胡开文的创始人胡天柱，最初不过是背着墨锭到南京乡试考场外卖货的小贩；正是这种“往外一丢”的闯劲，让徽墨沿新安江而下，经运河直达京师，进而东渡日本、南下南洋。《家业》中墨商“贾道儒形”的造型气质，正是这种进取意识的生动写照，他们不唯利是图，而是以商养文、以文促商，在义利之间找到了商道的平衡。
《家业》的可赞之处，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制墨工艺展示的表象，而是深度触及徽墨传承接续的内核：传工艺是表皮，传精神才是根本。明代徽州墨家“义利并举”的经营哲学，在剧中几位墨庄主身上得到了精准而克制的呈现。他们争的不只是市场份额，更是墨品的声誉、家族的荣光、文脉的延续。服化道方面，从墨模雕刻到油烟取料，从祠堂议事到商路驿站，细节皆经得起推敲，让观众身临其境置身于当年的墨坊。
徽墨的影响从未囿于徽州一隅。早在明清，徽墨便随徽商足迹远播东亚，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制墨传统与文人趣味。剧中对此虽有伏笔，仍令人意犹未尽。一部好剧，能让冷冰冰的墨锭透出人间温度。《家业》做到了。相信更多观众会因《家业》而体味徽州之美，进而触摸中华传统文化那深沉而隽永的肌理，墨如是，家业如是，文脉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