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洁 李贝贝
黄山市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二年《内地铁路归洋人承办其害若何》一文，以犀利的笔触直指晚清铁路路权丧失的危害，其“夫既归洋人承办，则权自洋人操之，彼为主，我为宾，我所固有之利益，乃于是而尽失。且洋人握此路权，即有此土地，亦即有此人民矣，其为害也，岂不大哉”的论断，正是清末士人在丙午改制的时代变局中，对列强经济侵略与国家主权危机的深刻洞察。这份出自徽州民间的文稿，诞生于清末新政的关键节点，既呼应了当时朝野对铁路主权的讨论，也折射出徽州士人突破地域局限、心系家国命运的爱国情怀。
丙午改制：路权问题成为新政核心议题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推行“丙午改制”，这是清末新政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改革。彼时的晚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清廷试图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强化财政与交通等关键领域建设，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其中，铁路建设被视为“新政之要”，被赋予振兴实业、巩固国防的双重使命，成为清廷谋求自强的重要抓手。
然而，晚清国库空虚、财政极度拮据，根本无力承担铁路修筑的巨额资金。迫于现实困境，清廷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出让铁路路权为代价，任由列强主导铁路的修筑与运营。这一做法，使关乎国家主权的“路权问题”成为丙午改制时期牵动朝野的核心议题，引发全社会的广泛热议与深度思考。
层层剖解：路权旁落背后的主权与民生危机
铁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性产物，在晚清时期被朝野上下公认为强国富民的关键抓手。但在列强步步紧逼的经济侵略之下，中国铁路建设却彻底陷入“借债筑路、路权旁落”的屈辱困境。光绪年间，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与经营权，进而牢牢控制铁路沿线的资源、税收与贸易，将铁路变成掠夺中国财富、扩张势力范围的工具。
《内地铁路归洋人承办其害若何》一文，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回应。文中发问：“无形之外患，莫甚于攘夺铁路。列国强而中国弱，列国富而中国贫，其故何哉？盖由内地之铁路不能自筑，或归洋人承办耳”。此番叩问，精准戳破了国家贫弱与路权丧失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了作者对近代国家主权与经济命脉的清醒认知，也与丙午改制时期朝野上下对路权危机的普遍焦虑形成强烈呼应。
在作者看来，铁路路权的丧失绝非单纯的工程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主权危机，更是对丙午改制“强国富民”目标的直接冲击。文稿从三个维度层层深入，拆解路权旁落的多重危害：一是主权失控，铁路由洋人承办，主导权完全落入洋人之手，中国彻底丧失铁路控制权；二是经济绞杀，洋人掌控铁路这一经济大动脉，大肆掠夺本土资源、倾销外国商品，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困局；三是国土沦丧，洋人“握此路权，即有此土地，亦即有此人民”，路权旁落的背后是领土主权与治外法权的逐步丧失。这份理性且尖锐的分析，尽显作者对列强侵略本质的透彻洞察，也暗藏着对新政改革成效的深切忧虑。
位卑忧国：徽州士人跨越地域的家国担当
这份文稿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虽出自徽州民间，却展现出突破地域桎梏的广阔家国视野。徽州地处皖南内陆，既远离沿海通商口岸，也非当时铁路干线途经之地，按常理而言，与路权争端并无直接关联。但徽州士人并未因地处一隅，便对丙午改制、国家危亡漠不关心。
得益于徽商跨区域经营带来的便捷信息流通，徽州士人得以较早接触外部世界的变局，也真切感知到列强侵略给国家带来的深重危机。他们以笔为剑、以文抒怀，写下《内地铁路归洋人承办其害若何》这类针砭时弊的议论，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风骨，也生动反映了丙午改制背景下，晚清民间社会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
文稿的结尾，作者虽未提出具体的救国之策，但其对路权危机的深刻揭示，已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这份泛黄的手抄文稿，出自普通士人之手，却承载着清末徽州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担当。它让我们看到，在丙午改制的时代变局中，即便是偏居皖南的徽州士人，也始终心系家国，以文字传递着对民族危亡的赤城关切。这种跨越地域与阶层的爱国情怀，正是支撑中华民族渡过危难的精神力量，也让这份看似普通的文书，拥有了穿透历史的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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