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问樵，下水问渔”，蕴藏着朴素而深邃的实践智慧。欲知山林事，须问砍柴人；欲晓江河事，须访捕鱼者。对基层法官而言，这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一种司法立场与为民情怀。身处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的第一线，基层法官当常怀“如我在诉”之心，时时换位思考，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诉求，作出既有法律力度、又有民生温度的裁判。
谦恭地“问”
司法权源于人民，基层法官手握法槌，却不能因此高坐堂上。古人云“民胞物与”，意即天下百姓皆我同胞，万物皆我同类。若以“官人”自居，便听不到真话；若以“青天”自诩，便看不到实情。“问樵”“问渔”的前提，是承认“术业有专攻”。法官精通的是法律适用，而樵夫熟悉的是山势林相，渔夫了解的是潮汐鱼汛。
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千姿百态，若仅凭法条闭门造车，难免判得“合法”却“外行”。当审理医疗纠纷时，虚心向专业医生“问诊”，才能读懂病历背后的逻辑；当处理建设工程案件时，诚心向鉴定机构“问价”，才能算清砖瓦之间的账目。这不是推卸司法责任，而是让专业的人帮助法官看清门道。正如《礼记》所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借智于“樵”，方能知山之深；借力于“渔”，方能知水之险。
倾心地“访”
古人断案，讲究“五听”之余，亦重“履勘”。坐堂问案看到的是平面的证据，走到现场看到的才是立体的因果。司法不能脱离产生纠纷的那方水土——山林界线的争执，不到山脚田头便分不清经纬；相邻关系的龃龉，不亲眼看一看采光通风便判不明是非；纸上谈兵不如见一面，不亲见群众的焦虑，便不能感受诉求的迫切。
处理土地纠纷时，邀请最熟悉地界的老农一同勘测，听他们讲述几十年来的变迁；处理相邻关系时，请最有威望的街坊邻里参与调解，让他们评一评家长里短。这些人就是执法办案的“樵夫”和“渔夫”，他们的经验能让法条从纸上走进现实，让判决在土里生根。
仔细地“察”
习近平总书记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深情写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这份“遂了平生意”，正来自对群众疾苦的感同身受。
体察民情最佳的践行方式是“如我在诉”。基层法官应善于把自己摆进纠纷场景，把自己摆进矛盾旋涡，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把真心掏出来，让程序走起来，先做“小学生”，再做“服务生”，最后做“裁判者”。
务实地“考”
宋代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遇黄河决口，不顾个人安危，“庐于城上，过家不入”，率众抗洪七十余日。这份实干精神，正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写照。
“政绩何为？群众认可是真章。”基层法院的工作，不在于报表数字，而在于遵循审判规律，在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在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诉讼程序应是“便民桥”而非“拦路石”，不能让程序空转，而应保障让公正不迟到；工作指标应是“导航仪”而非“紧箍咒”，不能搞花架子，而应保障法官履行执法办案的主责主业。
“上山问樵，下水问渔”的真谛，在于用群众的视角审视司法，用群众的经验化解纠纷，用群众的感受衡量成效。这就是基层法官的政绩。当基层法官真正把“如我在诉”刻在心头，把“换位思考”落在脚底，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那么每一次侧耳倾听、每一次俯身请教、每一次现场勘查、每一次将心比心，都会化作裁判文书上的法与理，化作法治的情与暖。这样的司法，如春风化雨，滋养民心；这样的法官，如孺子牛，默默耕耘，践行初心。 ·叶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