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洁 李贝贝
黄山市档案馆藏有一份珍贵的《道光十二年朱夫子治家格言》。这份诞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文书，其文本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昆山学者朱柏庐所撰《治家格言》。朱柏庐本名朱用纯，在父亲抗清殉难后，守丧尽孝、拒仕清廷，潜心钻研程朱理学，融合生活体悟与前人智慧，编撰出仅五百余字的《治家格言》。格言起初仅供家族教化，后经传抄刊印，广为流传，被誉为“治家之经”。这份格言传入徽州后，被郑重撰写收藏，既呼应了当时社会对家风教化的重视，又与徽州“程朱阙里”的文化底色深度契合。
深植沃土：徽州接纳与本土化融合
徽州深厚的文化土壤是《朱夫子治家格言》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度研习的基础。自西晋中原士族南迁，儒家文化便与徽州本土深度融合，形成“比户习弦歌，乡人知礼让”的礼义之风。至宋代，程朱理学的伦理思想渗透社会各层面，家风家训成为其重要载体。朱柏庐格言倡导的“程朱理学”知行并进理念，与徽州“读程朱之书，秉程朱之教”的信念高度契合，其以通俗语言将抽象伦理转化为日常规范，恰好满足了徽州社会家风教化的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徽州传抄版本增添了注解，反映出徽州文人并非简单复刻文本，而是赋予其学术研究价值，使其成为道德教化与学术研习的双重载体。
道光年间，徽州宗族社会已发展至成熟阶段，聚族而居的村落结构、完善的宗族治理体系，为家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坚实基础，《朱夫子治家格言》遂从学塾启蒙教材，扩展为家族祠堂的宣教范本与商人家中的自勉箴言。
日用践行：家训精神的生活化渗透
在徽州，家风家训绝非空洞说教，而是贯穿于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并渗透至识字读书等研习环节。
如文本中倡导的“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之勤俭，与徽商“贾而好儒”的经营理念相得益彰。清代中叶徽商鼎盛，商人以勤俭积累财富，以儒道治家，形成了“富而不奢”的家风传统。又如，“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的敦亲睦族之道，强化了徽州宗族的凝聚力，这与徽州“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的社会特质高度契合，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再如，“教子要有义方”“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育人理念，更催生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崇文风气，造就人才辈出、文脉绵延的盛景。
另外，从抄本中的眉批注脚可见，徽州学塾或将治家伦理与文字研习相融，让孩童在辨析点画、研习书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蒙以养正”的家风教化。
这些实践将文书文字转化为刻入骨髓的行为自觉，使这份珍贵文书成为徽州崇文重教传统的鲜活佐证。
融规入治：宗族制度化的传承保障
徽州家风家训始终与宗族治理紧密相连，宗族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将家训精神熔铸于日常治理之中，构建起“家训为基、族规为纲”的教化体系。
《道光十二年朱夫子治家格言》所倡导的“居身务期质朴，训子要有义方”等理念，与徽州族谱中的家训族规高度一致。宗族主动将格言精髓融入族规家训，一方面，通过祠堂宣讲、族谱刊载、长辈言传身教等制度化渠道，使其成为约束族人行为、维系宗族秩序的重要准则；另一方面，依托义田、义仓、学田等经济制度保障，为族人践行勤俭、崇文等家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形成“教化引领+物质支撑”的完整治理闭环。
徽州民间对这份格言的持续传抄、校注与深度研习，为其传承注入了深厚的学术活力。由此，勤俭、崇文、睦族等核心精神，通过族规的刚性约束、经济的柔性保障及学术的持续滋养，被系统性地内化为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认同，最终实现了优良家风在徽州社会的制度化运行与代际赓续。
作为道光年间的实物遗存，这份《朱夫子治家格言》既延续了明末清初的家训传统，又深刻烙印着清代徽州的文化印记，深刻印证了优良的家风家训是家族绵延的精神纽带，也是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根基。徽州人正是通过文书的传承、学术的研习与日常的践行，将勤俭、诚信、崇文、睦邻等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品格。这份泛黄的文书至今仍具启示：家风建设非一蹴而就，唯有将道德准则转化为日常实践，并通过代际传承不断强化，方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基因，滋养家族与社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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