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飞
千古文人侠客梦，作家李云终于开始下功夫来创造这个“侠客梦”了！这让我始料未及，又让我莫名惊喜。
与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港台新武侠”不同，也与凤歌、步非烟、沧月等“大陆新武侠”有别，他称自己的武侠小说为“新新武侠”。温瑞安曾在《游侠纳兰》后记中说：“写前人写过的，但是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写的；写前人写过或没写过的，但用自己领悟的方式写的都能称之为新。”推陈出新是文学演进的历史规律，从唐宋的“豪侠小说”到清代的“侠义小说”，再到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小说，中国武侠小说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趣味。新武侠在对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旧武侠翻新之后，也难免落入固定的形式，因此古龙曾发出求新求变的呼声：“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新武侠”可谓是对新武侠的翻新再造，擅长诗歌、小说、电影剧本的李云通过吸收严肃文学作品的精华，用自己的领悟、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来创造的一种新派武侠小说，自成一格，接近于梁羽生所期待的一种“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合论》）。
按陈平原先生的看法，作为通俗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其基本叙事语法可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具有情节曲折、语言通俗、情感单纯、娱乐性强等特点，体现了流行的审美趣味和大众文化精神。相较于纯文学（高雅文学、文人文学），武侠小说的可读性是其重要特点，之所以可读，根源于两点：一是使用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创造一个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二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接受善恶是非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体现现存的社会准则和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很显然，李云的“新新武侠”对武侠小说可读性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他有意避免纯文学的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有意悬置纯文学所擅长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理性，但又在主题思想与历史内涵、技击打斗与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艺术化的开掘与创新，呈现出可读性与艺术性、通俗性与思想性的有机融合，从而开辟了新时代武侠小说的新路径。
从主题思想与历史内涵上看，《峨眉刺穴》（《百花洲》2026年第1期，《小说月报》2026年第3期转载）和《雷声震阳关》（《百花洲》2025年第4期，《小说选刊》2025年第4期、《小说月报（中长篇专号）》选载）都可谓现代版的“报恩仇”，既有个人恩仇，又有民族恩仇，家仇国恨在民国时空下纠缠不清，又触目惊心。众所周知，“报恩仇”是武侠小说中最基本的行侠主题，也是侠客行侠的主要动力。《峨眉刺穴》中，周氏姐妹为报杀父之仇，一路跟随护灵队伍，千里寻机追杀，势在完成“取其狗头，开棺鞭尸”的快意复仇。诚如金庸所言，“为人子弟，父母师长的大仇不能不报”（《天龙八部》第23回），小说继承了合乎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弱女报仇”，赋予为父复仇的孝道正义，但又将个人性的前代恩仇与社会性的民族恩仇交织在一起，因而呈现出复杂的伦理价值和家国情感。一路南下装满银圆和黄金的棺材，引来国民党军队、江匪以及日本黑龙会、挺进队等各方势力的觊觎，诈死皈依佛门的郑家帮帮主郑箫峰和老奸巨猾的柯唯命躲在背后运筹帷幄，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国民党便衣队全歼鬼子挺进队，郑睿将一棺材的黄金银圆捐给为国抗日的川军，民族恩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但周氏姐妹的复仇之路却并未终结。与之相似，《雷声震阳关》描绘出少林派吴门和形意派马门之间的门派恩怨和中日之间的民族斗争紧密交织的图谱，为了守护《寿州月坝构建算经》和长兴三祀大钟，更为了替被害的吴掌门和众弟子报仇，马掌门诱敌深入，舍生取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在马掌门和郑睿身上，不难看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侠精神担当与发扬，甚至在贪生怕死的吴达身上也存有保护国家历史宝藏的侠义之心。总体来看，《峨眉刺穴》写得悬念丛生、阴柔精巧，《雷声震阳关》则写得直率坦荡、刚健勇猛，虽各有千秋，却都富有鲜明的戏剧性与画面感。
新武侠常常将小说背景设置为民族矛盾尖锐的易代之际、动荡乱世，借引进民族斗争来使小说的境界高远起来，使侠客形象高大起来。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萧峰），突破民族恩仇的严格界限，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来观察、评判民族之间的争斗，最终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泯灭宋辽两个民族间的恩仇，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豪杰，李云也意味深长地聚焦民族危难、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民国“乱世”赋予新新武侠小说以深广的社会复杂性与历史厚重感，体现出一位严肃作家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与大历史观。更有意味的是，李云凭借对安徽地理的熟稔，将芜湖、无为、大通、寿州等皖地的风土人文融汇其中，使得历史的厚重、地理的特色与人文的丰富有机融合，这无疑增添了新新武侠小说的历史地理学价值，也更具真实性与亲切感。
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再到20世纪的新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作家越来越注意渲染侠客打斗本领及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而且要打得好看，打斗中一定是奇峰突起变化莫测，更重要的是，一招一式中还不忘体现中国佛道观念和文化精神。新新武侠在恪守少林、武当、峨眉等中国武学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同时，更吸收纯文学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注意人物心理表现和性格刻画的优长，并有意尝试一种去宗教化、近日常化的探索。一方面，小说没有像《蜀山剑侠传》或《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那样大篇幅地谈佛论道，将佛道观念内化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乃至具体叙述中，呈现出浓郁的“书卷气”；另一方面小说中也没有《七剑十三侠》《江湖奇侠传》那样依赖法宝、近乎神仙的“剑仙”，只有肉眼凡胎、朴素日常的练家，尽管招式变化万千，也仍在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之内，因而显得可亲可信可爱。比如《峨眉刺穴》中矮子巷的一场打斗，周峙一与“四大天王”中的陶晨夕和魏瓷白之间往来缠斗，惊心动魄，“美人挂画”“蛰龙升天”“喜鹊穿枝”“江水拍岸”“燕子取水”等等，花招迭出，诗意盎然，周峙一冷静果敢、艺高胆大的形象跃然纸上，“武戏文唱”的艺术效果不言而喻。而在最后青通河上的生死较量中，冷热兵器激烈交锋，这既是对传统武侠的致敬，也是对武侠类型的超越。
相较而言，《雷声震阳关》的创造性不在于技击打斗，而在于人物塑造和精神开掘，主人公马掌门不再是郭靖、乔峰这样的武功盖世、儿女情长的英雄豪杰，他的“六艺”徒弟也只不过是“大隐隐于市”的一群民间常人，卖豆腐的老龚、做鸡海的洪炳安、码头搬运工严久、老师韩华、青衣孙筱慧、说书的陈虞以及失声的马当，武林纷争的世外“江湖”也具化为抗日救国的世内“人间”，这样的“后撤”反倒呈现出一种“反武侠”的现实主义追求。此外不难发现，作者对内家功似乎更情有独钟，“形意拳的雷声，不是简单地从口腔中喊出‘吁嘿’，它发自练家的丹田和腹腔，发自脑颅和七窍，更来自全身之力。”正是凭借这虎豹雷声，马掌门掀起湖水涌动，将小林一起沉入水底。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家功俨然成为“合气壮力，无坚不摧”的武侠气概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武”“侠”“情”是新武侠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的话，那么，就这两篇小说来看，新新武侠在“武”和“侠”方面的描摹可圈可点，颇有创造性；而在“情”方面，小说有意弱化了“儿女情”，刻意强化了“家国情”，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自然是必要的，但一定程度上也有损作为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娱乐性和人性的丰富性——或许这也是作者实现通俗武侠高雅化、艺术化的用心所在吧，我想。
“一切世事皆如古钟响过”，文人的侠客梦里终究藏着历史的钟声，现实的回声……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