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良顺
三十多年前，刚来屯溪那会儿，常有人说：“歙县人吃苞芦粿长大的，聪明。”和北方人说的“那人啃窝窝头的”类似，一副居高临下状。
起初并没太多在意，当作玩笑淡然而过。后来听多了也产生疑惑，难不成这苞芦也是“脑白金”？于是问经据典，查个究竟。据《中国玉米品种志》载，玉米是舶来品，早在16世纪初，就由欧洲传入中国，那时叫玉蜀黍。之前的1492年，哥伦布在古巴发现此作物，带回西班牙，传种欧亚。中国最早记录此物的，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巩县志》，其名“玉麦”。传入徽州大概在明朝末年，被叫成苞芦。名字很直观，长得像芦苇，果实呈苞状。《本草纲目》称之可“调中开胃”。至于“利尿排石、降脂、降压、降血糖”等功效，应是后人“富贵”后才发现的，似乎和健脑益智没啥关系，仅果腹之物耳。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苞芦还是稀罕物，他说：这玉蜀黍来自西方，种的人还不多，其茎秆叶片如高粱，似薏苡，较之略显矮小壮实。苞芦七月开花，与麦穗相似，茎秆可长至三四尺高。苞谷生叶腋间，形似棕鱼，苞尖挂有白须。成熟后剥开苞芦外皮，一粒粒果实颗粒饱满、排列整齐，有黄有白，似棕树籽，炒熟食用，有糯米味。
经几百年的种植和改良，现已无法考据当时苞芦的样貌，但其耐旱耐贫瘠的本色始终没变。
中原士族迁入徽州，他们在山间搭一茅棚，安营扎寨后，砍倒一片森林，放火烧尽，撒下一把苞芦种子，便能收获温饱，收获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资料。但这样的拓荒也播下了与土著居民冲突的种子，清朝末年，大量“棚民”（逃荒而来的难民在山中搭间茅草棚栖身，故名）涌进祁门、休宁等地，焚山开荒，种植苞芦，很快打破了徽州田园生活的宁静。在祁门大洪岭、榉根岭、休宁平鼻岭上，还有当年府县正堂立下的封山育林禁碑。
在遥远的南美洲，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玉米人》里，也有类似的场景。印第安人的田园生活，便是盖一座更宽敞豁亮的茅屋，生许多孩子，“全家男女老少像蚁群似地往家里搬玉米”。关于这一理想，徽州人说得更直白：“脚踏一炉火，手捧苞芦粿，老婆孩子热炕头，除了皇帝就是我。”
黄熟的苞芦晒干后，用石磨碾成粉，便成了山里人日常生活的主食。那时，一顿饭一顿苞芦是常事，苞芦又常常是苞芦糊，尤其早餐，一年365天，几乎360天吃的都是此物。
苞芦糊的做法简单便捷，烧一锅开水，撒下苞芦粉，搅匀煮熟即可。刚磨出的新鲜苞芦粉，带着植物的清甜和粉香，就着腌制的辣椒、豇豆或白菜，十分逗人食欲。如在苞芦糊里放进几片山芋，也能给寡淡的味蕾增添几分甜糯和绵香。
苞芦糊要趁热吃，冷了则成块状，食之如蜡。休宁流口一带，却将吃剩的苞芦糊冷却后切成薄片，晒干，油炸，无意间创造了一味别具山野气息的绿色食品——苞芦松。
苞芦松，现已成为一方产业。
而那些世代躬耕的山民制作苞芦松的最初动机却是携带方便。徽州山高地远，上山劳作，中午得就地填饱肚子。苞芦松喷香开胃，但制作过程冗长，况且也没那么多油水三天两头去煎炸？苞芦粿便成了山里人的“外卖”。
徽州人将苞芦粿叫作苞芦挞粿。“挞”字很形象，在案板上揉粉成团，用手掌拍打粉团发出的声音。偏远山村的一日三餐，家家户户的屋子里，常传来“嘭嘭嘭、嘭嘭嘭”的“挞”粿声，这样的声音常与朝阳同起，与晚霞共落，让静谧的山村有了晨钟暮鼓的意象。
挞粿是要包馅料的。馅料这个词，用在这里有点太高大上。对于苞芦粿而言，也就随意包点菜，腌菜、豇豆、笋片、萝卜丁、南瓜丝，有什么包什么，是菜就行。其中辣椒是必不可少的，一辣三分味。如果有点猪油就完美了。
挞粿放在火桶里烤得焦黄松脆的，便是徽州名吃烧饼，焦香袅袅，整条街都能闻到。烧饼的食材大部分是面粉或米粉，不像苞芦粉这样粗糙难咽，刺嗓子。当然，苞芦粿搁火熜上焙干后也别有一番食趣，牙齿咬下去，吱嘎吱嘎的，颇有咀嚼的快感，还可“保鲜”一段时间，和山东煎饼新疆囊类似。那时读书住校，带上一摞苞芦粿，半夜三更饥肠辘辘时，也能对付一阵，“歙县人吃苞芦粿”的形象或是这样留下的。
做苞芦粿要揉粉、包馅、烘烤，忙手忙脚的，很费时间。农忙时，做得最多的是苞芦烘粿。烘粿实心无馅，北方人叫“贴饼子”，和好的玉米粉抓一团拍成舌形，往锅边上一贴，盖上锅盖，烘干烤熟便完事。有时煮粥焖饭，也会在锅边贴几个苞芦烘粿，与米饭搭着吃。刚出锅的苞芦烘粿，一面焦，一面黄，吃起来喷喷香。但背到山上当中餐，在地里放几小时后，便鞋底板一样硬邦邦的，有时还爬进几只饥饿的蚂蚁或小虫，甚至发出一股馊味，咬上一口，能牵出黏黏的“丝线”，实在难以下咽。
好在那时肠胃好，抗菌扛饿能力也强。
窝窝头与烘粿类似，和好的苞芦粉捏成团，放蒸笼上蒸熟便是。以前，窝窝头是北方贫民的主食，现在饭店里做，粉碾得很细腻，还会羼些面粉、白糖、蛋清，入口软糯甜香，比烘粿好吃多了。
苞芦棒子刚熟时，搁火里煨熟，有种回归自然的清新和狂野。20世纪70年代末，结束轰轰烈烈的大集体，很多山村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玉米人”时代。那时我不到十岁，从苞芦灌浆起，每天晚上都要陪父亲去玉米地里“守野猪”。所谓守野猪，和鲁迅笔下那位项戴银圈、手握一柄钢叉的少年闰土相似，闰土守的是偷吃西瓜的猹，我面对的是侵入山中苞芦地的野猪。那段日子里，每天在家吃过晚饭，就要向山里出发，走个把小时山路，到达苞芦地的第一件事，便是捡些柴火，烧个火堆，掰下两个苞芦棒子丢进去。
当柴苗变成一堆红彤彤的炭火时，苞芦也熟了。带苞煨熟的苞芦棒子，外焦里嫩，甜香可口，也很耐饥。
离开山村后，每到苞芦成熟季，也会煮一两次苞芦棒，偶尔食之，仅为添补粗粮。苞芦糊，苞芦挞粿，已很多年没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