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若齐
某木工学校学生的毕业“作品”就是打一张八仙桌，老式的，且一根钉子也不能用。一位木匠不以为然，他的标准是做一条长板凳。我颇疑惑，此物的制作工艺未免太简单了。他的解释是那面与腿连接的四个榫头足见真功夫，好得如焊接一般，几十年用下来可纹丝不动。想想也有道理，愈简单愈不平凡，烧菜放盐谁不会呀？可陆文夫先生在《美食家》里却说是烹饪的最高境界，一盐调百味！
我家曾有数条长板凳。不得而知它们是猴年马月出自哪位木匠之手，又是如何进入我家的，反正是绝对年长于我。渐生黝黑发亮的凳面，足见多少回臀部的磨蹭之功；粗陋结实的四条腿，落地沉着坚定，岿然不动。它们一般围一张四方桌，构成了我家吃饭待客的核心区域，亦是我们几个孩子灯下读书写画所在。偶尔挺拗口费劲地念着“扁担比板凳长，板凳比扁担宽”时，双脚是悬着的，不停地晃悠。父亲就敲敲桌面，很严肃地告诫：站有站样，坐有坐相。他老人家是典型的传统徽州人，在家里讲的是大大的规矩。譬如一日三餐每人吃饭的位置居然几十年不变。他坐的是一把方椅，一人居中；其余三边的我们，当然是坐在长板凳上“众星捧月”了。我那时腿尚不能落地，想吃口好菜，得要屁股脱离板凳，站着瞅住一锅萝卜里寥寥无几的五花猪肉，准确地用筷子夹起一块，迅速送入口中。
看小人书，知道了杨家将与岳家军，很向往他们在马上驰骋杀敌，于是效仿，长板凳权且被当作马骑。可怜它动弹不得，由着我们扭啊颠啊，挥舞木刀木枪，要把对方“斩于马下”。好在它身子骨硬朗，一再折腾却安然无恙。
长大读到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瞻瞻底车（脚踏车）》《郎骑竹马来》所呈现的温馨场景，会心一笑。天下童心都是相通的。
长板凳曾被我们扛在肩上跑。那时最吸引人的公共娱乐活动是看露天电影，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我们脚板底便痒了；晚饭碗一丢，就邀三呼四地出门了。一路皆是扛凳人，呈争先恐后状。开映前总有一中年男子讲形势，国际国内、城市乡村，足有半小时。我们则坐在板凳上，耐着性子听他在高音喇叭里，用当地普通话慷慨激昂。最后是呼口号，大家都呼啦啦地站立在凳子上，如同平地上陡然长出一大片森林。
父亲是老中医，地方上颇有声名，来家求医者甚多。父亲来者不拒，一视同仁，态度和蔼，望闻问切，悉心诊治。家门口常摆二三条长板凳，让患者坐着，我们还要端茶供水，忙得不歇息。来者身份各异，为官者大多中山装整洁，脚蹬黑布鞋或草绿色军用球鞋，少数腹部微凸，发福状；乡人一般对襟褂短打，不乏草鞋赤足者。同坐一条凳，先来后到，次序井然。
某次，乡人认出邻座竟是本县县委书记，立马惶惶立起，双手局促地搓着，卑恭得不行。书记哈哈一笑：都是一条板凳上的病人嘛。掏出一包“大前门”，先自点了一根抽起，又取一根递给乡人。乡人小心翼翼接过，夹在耳根处，在边上的旮旯里蹲着，再也不肯落座了。父亲招招手，让乡人先看，因为他比书记来得早。
当地山里有部队，时不时地有三五成群的干部战士结伴而来，许多父亲并不认识，但对他们很客气热情。走后父亲总是说，从大山里来一趟不容易。女兵也来过不少。一路叽叽喳喳的，一进我家门，坐在长板凳上就鸦雀无声了。我最盼望女文工团员来，她们长得真好看，绿军装，身姿婀娜，“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像后来电影《芳华》里的一样。
眼下在城里，这样的长板凳基本销声匿迹了。即便客厅里有一张八仙桌，模样高贵，与之匹配的也是气派的太师椅。在徽州乡村人家的堂前还是常见，简朴实在地迎客待客。见之，久违的亲切感遽然而至。主人请吃饭，自家种自家养自家烧的土菜，与这桌凳相得益彰乃至成为一种标配与符号。
从长板凳起身去厨房的柴火灶上添饭，不忘提醒一下邻座：坐好坐好。怕的是凳子一边失重，一边翘起来摔了那一位。这种事很少发生，但招呼一下是必须的。用父亲当年的话说，这是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