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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追慕堂《累世簪缨》匾额
□ 余治淮
西递人重视读书，渴望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一旦实现目标后，不需要搞什么就职宣誓，每个人都自觉不想成为将“官帽”变成“聚宝盆”的贪官，或者成为“占着茅坑不拉屎”无所作为的庸官。他们从开始读书，就把忠君爱民的理念，根植于心田，进入官场后，所到之处，总能做到克己奉公，关心百姓疾苦，真正达到如郑板桥所描述那种“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境界。
明朝洪武年间，在河南信阳任知县的乡贤胡寿安，下车伊始，即延请地方父老，询问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商定治理的办法。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耐心劝说农民以耕种为本，见到田地荒芜，或房屋倒塌的农户，必询问原因，并捐出自己的俸禄，为这些窘迫的农民解决燃眉之急。他平日极其节俭，粗衣粝食，并常常告诫自己，“穷不忘操，贵不忘道”，贫穷时不能忘了道德操守，富贵时，不要忘了肩上的责任。
任满离开信阳时，他两袖清风，随身所带依旧还是当年上任时那几件简朴的行李。据《信阳州志》记载，胡寿安离任时，去当地城隍庙与神灵“隔空对话”时写有一诗：“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当鉴我，去时还似来时贫”。信阳后任的官员，读了胡寿安的诗，无不为之感动，并以这句“去时还似来时贫”的金句，作为一任又一任官员的座右铭。
史料上还记载，明永乐十六年调任四川新繁县任职的胡寿安以政绩卓著被选调晋京，离任时，囊空如洗，身边唯有一匹陪伴多年的老马，准备卖了它筹集路费，可就在这节骨眼上，那马突然病了，胡寿安请来兽医陈某帮助医治，几天都没见好，偏偏这时陈某家人来报信，说是陈某妻子病亡，要等他回家方可收殓。陈某听了后，痛哭流涕地对来人说：“妻已死，我回家也不能复生，胡大人平日粗衣粝食，爱民如子，未尝取百姓半文钱，他来以后，官吏再也没有欺负我们，豪门劣绅也不敢再侵扰我们，我们百姓能耕田种地、生活安定，都是胡大人的恩德呀，如今他升官赴京，千里迢迢，没有盘缠，可他又固执地拒绝任何人的资助，准备卖了马筹集盘缠，可这马却突然病了，我如果现在走了，这马也就完了，胡大人的路费怎么解决？我宁可负亡妻，也不可负胡大人。”于是写信告诉儿子：“不要等我回来了。”这是一种多么动人的“干群关系”。
如此清廉亲民的形象，是西递后人一代代效仿的榜样。
西递的读书人虽然重视功名，但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他们中有些人甘愿抛弃功名，甚至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在京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呈上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斗胆集体向皇帝提出建议，宣示自己忧国忧民情怀的壮举。此举后果很难预料，即便是光绪皇帝采纳了众人的倡议，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态度也很难判定。他们十年寒窗辛苦博取的功名，很可能毁于一旦，从此与仕途挥手告别。而后来倡议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被慈禧处决的现实，也验证了签名上书的后果。所以当时不少举子虽然满腔激情，让他举举手、喊喊口号可以，但让他签名时却一个个往后缩。
应该说当时，在京会试的安徽举子也不算少，但敢痛快签名上书的举子最后只有八名，令人震惊的是这八名举子中，有四名是黟县人，而这四名黟县人中，竟有三名是西递人。
这个数字不仅验证了历史上西递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者数量之多，也验证了西递胡氏宗族读书人，心许家国的伟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