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治淮
不知明代以前，西递有没有任何报时装置，口口相传的史料告诉我，那时的人们是根据自然光线来判定晨昏，而每天清晨，将人们从睡梦中唤醒的不是时钟，而是公鸡打鸣声。
这公鸡打鸣也有一个特点，只要有一只公鸡打鸣，全村的公鸡都会跟着叫起来，那声音此起彼伏，在黎明的村庄上空回荡。有意思的是，当年西递胡氏的那些读书郎，鸡鸣即起，闻鸡开卷，就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高声读书，一家传出读书声，左邻右舍马上呼应，颇似公鸡打鸣、相互感染的效应。于是，每天清晨西递村的大街小巷一片读书声，成了这里最悦耳一段音符，读书声呼唤着胡氏宗族的未来。
我常奇怪，古人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人那样静静地看书，而非要摇头晃脑大声诵读不可，后来，看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一个访谈录才豁然开朗，南怀瑾先生九十高龄后，谈及古代的那些诗文，还能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有人曾不解地询问：“先生记忆力为什么会这么好？我们常常是昨天看过的今天便忘了。”南怀瑾先生回答说：“这完全得益于我当年是‘读’书，而不是像你们现在这样‘看’书，看书是视觉神经将看到的东西反馈给大脑神经，然后记下来，而读书，是视觉神经反馈给大脑神经，再由大脑神经指挥语言神经，这样多了个来回，便加深了记忆。”如此解释让我了解西递当年那“比舍相答”的合理性。
西递村这种“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的读书氛围，曾给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感到这个山坳里的偏僻村庄，未来前景不可小觑。
清朝军机大臣曹振镛来西递拜会亲家胡贯三时，就亲身感受了这种氛围，从而感叹道：“弦诵之声、比舍相答，其人，类无凉薄之习，而有士君子之行。”用今天的话说，听到左邻右舍的读书声，仿佛是在相互切磋学问，这地方的人，想必没有那些轻浮的习俗，而是具备了君子的道德品行。
由此联想到，西递胡氏祖先曾因热爱读书，而让旁人看到了他们不可低估的前景，同样，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也会让人感到是一个优秀并大有希望的民族，这个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也会因为读书、思考而变得宽阔和美好。而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视读书为敲门砖，一旦取得“理想”的职业，甚至仅仅是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便弃书籍如敝屣，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盲目浮躁的心理，则他未来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而这一点，西递的先人给我们做出了可以借鉴的示范。他们创业前发奋苦读，以知识博取功名，以知识指导经商及一切谋生手段。而功成名就后，依然手不释卷。
西递胡元熙是江南六大巨富胡贯三的小儿子，军机大臣曹振镛的乘龙快婿，且已官至杭州知府，今日看来，也可算是一个钱多多、位高高的领导，但人家一有闲暇，仍然是以读书为乐，即便是在任期已满，回到西递等候朝廷另行分配的短暂期间，仍然坚持晨读的习惯，读书之余，放下身段，与宗族长辈挨家挨户查询资料，协助编撰《胡氏宗谱》，并提笔记录下《胡氏宗谱》编成之日，举族欢庆的盛况。正是得益于他的记载，后人才得以了解200多年前，西递民风淳朴，社会治安环境良好的情景，有着上万居民的西递村中，终年书声琅琅、无人赌博、无人斗殴、路不拾遗，坑蒙拐骗的情况更是闻所未闻……
几年前，我陪同一些学者在西递参观，他们欣赏西递现在的管理成效，更景仰西递历史上那种文明与祥和，他们分析，那时村中应该说没有现在这些基层政权，而宗族实际上也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但为什么一切都管理得那么井井有条？仅仅用乡规民约、宗法、族规来解释未必全面，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教化问题，当教化问题得到所有人的推崇和重视，形成一种共识，则会产生一种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许多公认的优良品质得以存活并发扬光大，而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在不断的打压后，由不自觉到自觉消失。在这里，道德评判的力度，远远大于法律的力度。而当人们模糊了美与丑、是与非、光荣与耻辱的道德界限后，当那些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者做出不良的示范效应后，现实没有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侥幸，将诱惑更多道德意志薄弱者趋之若鹜地仿效，这时，法律便会愈加显得苍白无力。
西递历史上之所以有那“风正一帆悬”的局面，恐怕得益于大家都重视读书、在书籍中汲取健康的滋养，重视正面形象的塑造，不敢让别人指着脊梁骂你父母失教，养了这么一个孽种，玷污了祖宗的清名。所以，在这期间，不仅做官者、经商者重视读书，而且宗族中不同阶层、不同职业者都同样重视读书，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并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提升自我道德，为自身，也为宗族的未来奠定文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