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 雯
我的老家在歙县南乡的一座高山上，“六月黄”是农历六月成熟的大豆，是儿时人多地少的山里人家种植的作物。
两山夹一沟，山沟尽头的山坡上散落着十几户人家，二十世纪20年代祖辈们从毗邻浙江淳安的金川乡的高山村落迁徙而来。筚路蓝缕，开荒种地，耐旱、耐贫瘠的“六月黄”在山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年少时的三伏天，酷热难耐。好在清晨的风是凉凉的。天刚蒙蒙亮，正在熟睡的我和姐姐们就被母亲叫醒，睡眼惺忪地坐在门槛上。父亲在准备上山拔豆挑豆枝用的工具：松木两头削尖的“冲担”、尺余的“Y”形树枝两枝头上扎在一起系上棕绳的“拘索”。在太阳还未爬上对面山头的时候翻山越岭去地里拔豆。豆枝上沾满了露水，清晨拔豆一是不热，二是豆荚不会爆裂。蓬松沙地上的豆枝相对好拔，板结地里的豆枝只能用草刀割。太阳升起时，一人挑着两捆豆枝回家，摊在门口的“坦”上暴晒。临近中午时，将豆枝翻个面继续晒。下午两三点钟，当听到有豆子“噼噼啪啪”自动从豆荚中蹦出时，就可以打豆了。“豆车”在空中不停地旋转，一下一下重重地击打在豆枝上，豆粒大的汗珠在父亲的背上流下，父亲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一把，又继续打豆。我负责捧去豆子，母亲和姐姐负责筛豆。筛好豆子最后用风车扇去轻飘的细枝末叶，一粒粒滚圆饱满的“六月黄”落在“八斗篓”里。
豆萁也是舍不得扔的，放在屋檐下，用作烧饭的柴禾。干燥的豆萁引火很快，放入灶膛，火苗直蹿。
趁着大晴天，将打好的豆子倒入名叫“皇桶”的大木桶里淘洗干净，捞出晒干放在大木柜里贮藏。一半榨油，一半用来做豆腐、豆酱、豆豉。
当地人称榨油的地方为油榨。油榨在山口村子的水口，离小村子五里地。远远就能闻到豆油的香味。几名壮汉，打着赤膊，相互协作，炒豆、碾粉、蒸粉、箍饼、填槽、击楔，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一根长长的粗木悬在房梁上，木头顶端包着铁，几个汉子喊着号子齐心合力将粗木精准地撞向木榨里的木楔。豆箍饼在重力挤压下，晶莹剔透的豆油呈线状挂下来，直至滴尽最后一滴。
新鲜的豆油装在陶制的油坛里，放在阴凉处。那是一家老小一年的炒菜用油。“六月黄”产量低、出油率低，平时炒菜舍不得多放一勺，但逢年过节时父母会“大方”起来。农历“七月半”，倒上半锅豆油，煎茶馓、煎面墩、煎辣椒、煎紫苏、煎南瓜、煎山芋……过年时，煎豆腐、煎油粿，满屋喷香，满嘴流油。油坛里面的油舀光后，坛底有一层厚厚的残渣，黑黑的，舍不得倒掉，用几张火纸浸出一点油来，揉进面粉，做成“油烙面挞粿”，吃起来微苦，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算是美食了。
除了榨油，剩下的“六月黄”可以做豆腐。山里人家家会做豆腐。遇上谁家婚丧嫁娶，会畚几升豆子做许多豆腐。平时不用经常做，母亲做了，伯母、婶婶会用官升装一升半升豆子来换几块豆腐；吴家做了，李家会拿豆来换，“以物换物”不知流传了多少年多少代。
我家有一坛浸臭豆腐的卤汁，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坛，是爷爷从老家金川带来的。每次豆腐做好，母亲总会切一盆放在黑黑的卤汁里浸上一会，刚捞出时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吃上两块。母亲用豆油煎炒加上青椒，特别好吃。秘诀是老卤底料好、“六月黄”做的豆腐好。邻里乡亲谁家想吃臭豆腐了，就拿几块白豆腐到我家来浸，母亲总是热情地帮忙。
豆腐切成小块发酵几日，粗盐炒至金黄，撒上辣椒粉，冷却后将豆腐裹上椒盐装入瓶中浇上豆油，母亲做的豆腐乳是吃这一带的主食玉米糊的好菜。
新收的“六月黄”浸泡膨胀后加入八角、茴香、盐煮熟，放在烈日下晒上几天，就成了豆豉，可以存放一整年。抓几把，放点豆油，炒至酥脆，是父亲的下酒菜。上学时抓一把放在口袋里，是我儿时的零食。
夏天火热的阳光适合晒酱。做“六月黄”豆酱也是母亲的拿手菜。豆子浸泡蒸熟，拌上面粉，铺在竹匾上，盖上一层带叶小树枝，三五天，豆子上就会长出黄绿的菌来，成了“酱醭”。酱醭捏碎放入陶盆，加入食盐，酱醭遇盐慢慢溶化，酱盆搁在门口石台上，阳光照着，酱醭慢慢变黄变红。雨天也不用搬回家，盆上盖个斗笠，遮风挡雨。地里野生的花皮小瓜不知啥名，去籽切条，埋在酱里，我们叫它“酱瓜”。刀豆整条埋入，一月下来，酱瓜、刀豆被酱汁浸透，通体乌黑。切成小片用豆油小炒，咸香，是下饭的小菜。
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小山村已人去村空，山地里早已没人再种“六月黄”，想必是产量低、市场上随时可以买到大豆的缘故吧。好在“淳安六月白豆”被列入了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在我看来这“六月白”就是老家的“六月黄”。
去年夏天，在金川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晒着豆子，我说：这是“六月黄”吧。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说：是的。买了两斤带回小城，磨成豆浆，那一刻我闻到了儿时的豆香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