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若齐
伯伯在我出生近二十年前就离别人世了。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知道在家族里有伯伯这样一个成员存在。在我成人后，父亲偶尔会提到他有一个哥哥在抗战时牺牲了，语焉不详。当父亲已进入古稀之年时，有一天从床底下一个旧皮箱里拿出两张照片。
照片很有些年头了，已泛黄褪色，边角破损，好在照片上的人还清晰。
第一张上面一共三人，中间站立的是一位民国装束的妇人，身材修长，却是一双小脚，她两手各牵着一个男孩，皆穿着对襟衫，大裆裤。照片左边的要小一点，眉头紧锁，莫非是拍照前遇见了不开心的事情？
“中间的是你祖母，左边的是我，右边的是你伯伯，照相时我才四岁。”父亲告诉我。
那该是1928年了。祖母在我四岁时去世的，照片上眉清目秀的她，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已是慈眉善目。我第一次看见了孩童时代的伯伯，照片里的他模样最清楚，眼里有孩子的清澈。
另一张照片是一位身着长棉袍，面容清秀，体态修长的小伙子，眉宇间有英气洋溢。
“这是你十八岁时的伯伯，当时在休宁的一家钱庄做学徒。聪颖温和，打得一手好算盘。”
抗日军兴。皖南崇山峻岭，成了抵挡日寇的天然屏障，休宁屯溪一带遂成后方，上海、南京、杭州及沿江城市相继沦陷，数百机关单位和大批难民涌入，屯溪人口骤增至二十余万，被称为“小上海”。那时街头传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老百姓踊跃参加爱国活动……作为热血青年的伯伯，义无反顾地去当兵了，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的一名军人。
“你伯伯看起来像文弱书生，其实很有主见；你祖父也是明事理的，幼时读私塾，《满江红》《正气歌》烂熟于心。”
我问父亲，伯父那时为何放弃“金饭碗”去当兵呢？父亲沉吟良久，缓缓道：国难当头啊。并一字一句地说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伯伯一入伍就在屯溪，第三战区司令部就驻扎在城郊。他回家时，灰军装，绑腿，武装带，精神抖擞，模样英武，也成了村里众人簇拥围观的对象。有人说许家是书香门第，而今出了个当兵的；也有的说这孩子从小胆子小，杀鸡都不敢看。伯伯则告诉大家自己在队伍上干的是文书一类的事，到现在还没有摸过枪呢！
祖父叮嘱他在外面要注意安全，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
祖母则告诉他不要饿了自己，没有菜，饭要吃饱。
没两个月，伯伯所在的部队就要开拔去江西上饶了。临行前，伯伯又回家了一趟，算是告别。父亲一直到晚年，说起当时的情景如同昨天：休宁汶溪潆潆水边，明代的巽峰塔下，晚霞夕照，伯伯立船头挥手与家人告别，篙撑桨划，水光粼粼，船渐去渐远，祖父眼里满是泪水。
1938年秋天，他在江西上饶牺牲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其状甚惨，尸骨全无。噩耗刚传回家，祖父在老宅的厅堂里顿足捶胸，几次以头撞柱，痛不欲生，昏厥过去。而后致信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边写边哭，整篇文章泣血淋漓。从此整日以酒浇愁，每每大醉，便用银角子垫原本平稳的八仙桌脚，摇晃了，又垫；终成一个不可救药的醉汉，还算殷实的家庭也折腾得差不多了。
那年父亲14岁，国难家仇，少年的记忆刻骨铭心。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记得当年祖父写给长官的信，在病榻上他语句不连贯地念着：悲哉痛哉，我儿植甫，年少殒命沙场，为国捐躯……
我几年前曾去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四周的山坡上，密密匝匝地分布着3346块墓碑。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墓碑，高不过三尺，宽不过一尺，插在铺满落叶与衰草的山坡上。字是红的，在秋天的萧瑟里，如血一般。
一块墓碑一个人，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井然肃静，排列整齐。有人将之喻为整装待发的队伍，一声号令，就会立起，即刻奔赴战场。抬头望，腾冲的天很蓝很蓝，云很白很白。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的伯伯，他没有墓碑，他的全部仅仅是在休宁下汶溪许氏家谱里的一行字：乳名寿园，学名许世芸，字植甫，抗战为国捐躯。
十八个字，他的生命正止于十八岁，这是一种何等让人心碎的巧合啊！
八十七年后，一个晚辈在默默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