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晓东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协会与战时服务团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沪上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支援抗战，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而且是最先行动的队伍，在煤业职工中自愿报名上前线的就有500余人，各煤号调配了近50辆汽车支援前线。
时间定格在是年9月至11月，随着战事的变化，救护队随国军87、88师逐步撤至南翔、昆山一线，驻扎在前线与后方的接合部昆山县月城湾归有光祠堂，在此坚持了数月余，有汽车约50辆和数百名队员。每晚汽车从这里出发，奔驰在罗店、宝山、大场一线，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救护伤兵。凌晨驶回昆山后方的战地医院，稍事清理包扎后，送往昆山火车站去大后方。这些队员在战场上忍饥挨饿，夜不能眠，冒着生命的危险，顶着敌人的炮火救护伤病员，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怀，不少人因敌机轰炸还受了伤，从不见有人退却，而且救护队伍越来越大。据《申报》1937年9月8日讯：队员史济贵9月上旬，在罗店激烈争夺战中负伤……
之后的11月5日，日军在金山登陆，12日上海失守，租界沦为“孤岛”，正在前线指挥所的100余名队员和所带的20余辆汽车，与尚在租界里轮休的队员失去联系，他们只能同后方医院一道随军西撤。轮休在沪的郭步洲、顾吉祥等数十名队员，千方百计绕道宁波、杭州，终于在宜兴与大队部会合。不久又遭到日军狂轰滥炸，队伍继续西撤。一路由大队长田萼芳率司机班长姜怀先、司机王炳奎的一分队到南京，意在获得在宁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的支持。然而，敌军未到，国军已撤退，南京城混乱不堪。救护队员无奈间，找到在宁的一家煤球店，念同行情谊，权且栖身。之后，在南京失守前，撤退到皖南屯溪。另一路由罗希三、王公道、周中奎（周山）率领，经长兴、广德、宣城、歙县，到达屯溪，与南京来的队员会合。其间，在宣城火车站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炸毁汽车多辆，并且徐汇鑫、周忠成等多名队员受伤……
两路队员历经艰难，随军西撤到屯溪后，救护队的物资供应和生活来源发生了严重困难。大队部决定先后派出田萼芳大队长、周中奎中队长去上海求援。留在屯溪的队员，这时情绪波动很大，其中有人想返回上海，甚至更有人意欲投奔国民党。如副队长罗希三思想动摇，企图把“上海煤业救护队”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后方勤务部扬州处”，被中共地下党员王公道、周中奎等大部分队员阻止。
幸好上海煤业公会内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已成立，不仅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且同社会各界有着广泛联系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其中，叶进明、余继良、毛纪法等煤业救护队员就是保释出狱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曾想找到组织去延安学习。“八一三”之前，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刘宁一与他们是狱友，于是，刘宁一接近了他们，并代表组织向他们指示：把原来分散的、自发的救护队员组织起来，搜集战场上的武器，组成相对固定，具有武装的群众团体；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要接受历史教训，注意做到隐蔽精干，采取单线联系，并且秘密做了支部人员分工：叶进明按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上层人士支援前方的救护队；余继良去工人救护会对接，不断组织人员输送到前方的救护队；毛纪法联系文化界救亡协会，获取各种抗日救亡的军政信息和社情民意。
当时，叶进明在沪说服业师、爱国的煤业公会潘以三会长，请求他务必拯救山穷水尽的前方队伍。潘会长及时与陈渭滨、田萼芳两位副会长商议，作出尽力支持的安排，又继续促成与上海煤业公会名誉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刘鸿生的深入接触，选派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出色的忻元锡担任前方大队长，商定由叶进明、忻元锡等15人经宁波、金华、开化快速去皖南屯溪。刘鸿生系沪上工商界权威人士，名望很高，由其发话：在皖南的上海煤业救护队与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已派往宁波接受伤兵的队伍合并，由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在物资上给予全力支持；任务是接收滞留在上海的伤兵员，通过宁波、温州港口送往浙皖赣湘大后方。至此，救护队在屯溪摆脱了困境，并且壮大了抗日救亡力量。
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大队部由屯溪移至江西南昌。在南昌活动期间，大队部得到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军部的大力支持。当他们获悉南昌已设立新四军办事处，叶进明、王公道便登门造访南昌市陆象山路明德里，受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中共中央东南局统战部长）和陈少敏（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的热情接待。
“早知你们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南昌的突出活动，很是了不起啊。”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不待新四军办事处领导话毕，叶进明、王公道不约而同地表示：“我们无条件为新四军服务。”“全力以赴接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
上海地下党刘宁一得知煤业救护队与新四军建立起关系特别高兴，并指示将煤业救护队的组织关系转到新四军军部，支部书记余继良在沪组织带领煤业公会会员屠松尧、孙章海等数十人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甚至连刘鸿生的内侄、元泰煤号救国会的骨干陈昌吉也加入了新四军。
通过煤业救护队参加新四军的更多是上海孤岛各行各业的青工和流亡学生。
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编著的《回顾新四军军部》一书记载：
军部移驻皖南后，在岩寺祠堂召开盛大晚会，欢迎中国红十字会交通股金芝轩、田萼芳主任。军部正式聘请金芝轩为新四军军部交通运输顾问、田萼芳为新四军军部医疗卫生顾问，发给两位聘书。金、田两主任宣布，上海红十字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将继续支持救护队为新四军服务。他们回上海后，继续关心新四军后勤工作，以经费、物资支援新四军，每月最多达5万多元。
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后，仍以原有的番号，利用红十字会的特殊条件，经常不断地往返于温州、宁波、屯溪、南昌和岩寺之间，接运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的各种人员约2000人（包括三批难民和800名以“难民”名义来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上海青年及两批上海民众赴皖南慰问团）。同时，煤业救护队把上海支援新四军的技术人员及大批医药、器械、印刷设备等源源不断地运到皖南军部。
6月底，救护队遵照军部领导的指示，除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等仍需保留红十字会及救护队名义，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外，大部分人员则留兵站工作（除了一个延安来的同志当站长之外，差不多兵站的工作都由他们负责），一部分年轻同志进教导队学习半年，然后分配到军部其他单位工作。煤业救护队成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一组组长乐时鸣，于1938年6月率一组大部分人员及二组部分人员去南昌，继续进行伤兵救护运输工作。在工作中他们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后来在面临威胁时采取断然行动，带着3辆汽车，装载保存的药品和汽车零部件回到皖南岩寺兵站。以后乐时鸣又奉军部军需处的命令，在泾县农村建立了洋烛厂。救护队队员石明林过去是铁路工人，在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担任了第一任修械所所长。还有部分队员以“战地文化服务社”名义筹办印刷所，这是他们对新四军建设最大的贡献之一，它担负了新四军《抗敌报》和军部教导总队教材的印刷任务（李一氓语）。忻元锡为第一任所长，陈昌吉为第二任所长，黄源是第三任所长。此外还办了纱布厂、造纸厂等，成为新四军自建的第一批军需工厂。筹建这些厂、所需资金均由金芝轩、田萼芳等人募捐。煤业救护队的这批同志参军后，大多数成为机关和部队的骨干，后来在皖南事变中或在江南、苏北战斗中牺牲的有杨志华（军政治部）、叶梧影、毛中玉、邵延鸣、毛梅卿（军教导队）、施奇（军机要科）、周玉寒、王心渊、洪德生、董纯道（指导员）、金克华、毛纪法（营长）、黄飞雄（兵站）、缪风楼（作战参谋）、陆稼穑（团特派员）、周山（军区保卫部长）等同志。
当时，皖南屯溪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屯溪号称“小上海”，后撤的军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都很多。新四军方面对参军者有着严格的政治审查，而国军宪兵又在通往新四军的各个交通要道层层设卡，阻止学生、青工参加新四军。而煤业救护队有“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大印（冯民全掌管）开出的路条。这大印很是管用，因为红十字会名气大，国军宪兵也要礼让三分。许多上海孤岛的热血青年就是凭着盖有“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印章的路条，一批又一批地通过国军宪兵的哨所，源源不断地向新四军皖南岩寺军部报到。如陈安羽、张碧云等等。
当年叶进明、忻元锡从南昌通往上海途经宁波，曾遇到中国红十字会一组的同志。这个组先后在宁波、永康、丽水设立伤兵转运站。他们于1938年1月到达歙县古关时，一直在转运伤兵至1938年6月，还参加了南方八省游击队下山来岩寺伤员的接运工作。之后，这个组的大部分同志在皖南岩寺参加了新四军。
上海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后，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继续保留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扛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为新四军服务，也为其他抗日友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