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和平
80多年前，被毛泽东称为“伟大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年代里，陶行知先生创造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奇迹。如创办工学团、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引荐白求恩大夫来中国等等，至今传为佳话。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日军铁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陶行知觉得国家不安宁，要想平安办学是不可能的。于是，其因势利导创立了“工学团”办学模式。1932年夏，陶行知决定在上海沪太路孟家木桥成立工学团总部，取名“山海工学团”。“山海”的命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工学团总部设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二是从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失守，志在唤醒民众收复山海关，收复东北失地。“工学团”顾名思义，就是工作养活自己，学习提高自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这是日本侵略中国形势下的办学新模式。团总部下辖多个工学团，如：青年工学团、儿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晨耕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报童工学团等等，一些大小工学团应运而生，工学团团员既是先生又是学生，还是抗日的小战士。当时一些知名人士如沈钧儒、李公朴、张曙等常被陶行知先生请到山海工学团总部演讲或上课。
新安旅行团的创办，是陶行知先生的另一伟大创举。1933年10月，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有7个无家可归的小孩组成儿童旅行团（简称“新旅”），经江苏镇江到上海宣传抗日，轰动沪上。陶行知写诗称颂道：“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虽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新旅”从1935年开始直到抗战全面胜利，坚持抗日宣传10年多，行程5万里，足迹遍布全国16个省市。这是抗战时期陶行知把他创立的“小先生制”运用于抗日救国运动的一种崭新的有效形式，在中国教育史和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5月20日致信“新旅”道：“新安旅行团的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新旅”工作的高度肯定。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陶行知当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兼教育主任委员，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共赴国难”的主张。随后，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在此会上，通过了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的提案。陶行知致力于“全救会”的筹备工作，参与了大会宣言和政治纲领的讨论，为宣言、政治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1936年5月21日，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及19路军代表在上海隆重召开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陶行知为“全救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成为全国救国会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中华民族，陶行知还组织并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他在《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教人救民族之命”。1936年7月15日，陶行知与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在香港公开正式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号召国共两党同走团结御侮大路。8月10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四先生公开信》，对《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及“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极大地赞同。9月初，陶行知转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陶行知在大会上报告了日军破坏世界和平、侵略中国的罪行及中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概况，博得各国代表的赞许与同情。在此次大会上，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陶行知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动员一切国际友人、华人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中国的抗战，其中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来到中国就是一例。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主人向陶行知引见了白求恩。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中国，立即紧紧握住陶行知的手。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日本侵华的野蛮行径及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情况，表达了希望得到国际援助的愿望。白求恩被陶行知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庄重的民族尊严所感动，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块战斗！”陶行知被白求恩大夫的热情答复感动得两眼湿润，他抓住白求恩大夫的手，连声说：“谢谢您，谢谢。”陶行知在这一天的记事簿上记下了白求恩的名字。白求恩没有辜负陶行知及中国人民的期望。1938年3月，当陶行知第4次访问加拿大时，白求恩已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奔赴延安，为中国的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白求恩不愧为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困难的两年。陶行知被“全救会”委任为“国民外交使节”，在历时两年零一个月里，不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从中国本土出发，越洋海外，行程10.8万公里，先后到达欧、美、亚、非4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战，募捐筹款。他曾7次前往美国，6次前往法国，5次前往英国，4次前往加拿大，3次前往比利时、德国、锡兰，2次前往埃及、印度和新加坡，并到达过墨西哥、爱尔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黎巴嫩、巴勒斯坦、吉布提、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他为寻求、动员世界正义力量帮助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不朽贡献，出色地完成了“全救会”赋予的“国民外交使节”的光荣使命。在那些一没有经费保证二没有人权保障的日子里，他奔走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强烈反响，赢得了广泛支持。可以说是他个人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所致，这在他的履历中是一段极其艰苦而又光辉的历程。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陶行知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出版《战时教育》《战时儿童》等刊物。他还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交“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其主要内容为：现在已经展开全面抗战，我们要用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以造成全面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职业、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见陶行知，并委任武汉大学校长一职。晤谈中，陶行知报告了两年来在国外宣传抗战的情况，提出战时教育的思想，申述了回国心愿，要求恢复晓庄，培养高级抗战人才，辞谢武汉大学校长一职的聘任。宋美龄两次宴请陶行知，请他担任国民党三青团总干事，被婉言谢绝，重申自己献身教育的初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力邀陶行知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一职，陶行知再三婉言谢绝，全身心投入战时教育及民族解放事业上。1939年7月，陶行知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在四川北碚创办了培养抗战与建国人才的育才学校，李鹏就是当年被周恩来、邓颖超送入育才学校学习的其中一员，他被编入社会组。贺绿汀、艾青、戴爱莲、翦伯赞、周而复等都是当年育才学校的教师，郭沫若、茅盾、胡风、田汉、夏衍、周谷城、叶以群等都曾到育才学校给学生们讲过课。
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特别提出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有力促成了边区引进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说：“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搞这一套。他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都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讲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就是‘知’，实践就是‘行’，现在我们教科书上还缺乏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可见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陶行知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不仅于此，更在于“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的大爱情怀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