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培炳
藏书印章，系指藏书者专门钤印在书本图册的扉页上，借以表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情趣的一种印迹。
藏书印章在我国古代读书人和官宦阶层中颇为盛行，作为藏书文化和印章文化的融合，成为历史的见证。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藏书印章出现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连珠印章、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印、唐代官员李泌的“端居室”藏书印章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太祖赵匡胤的“秘阁图书”藏书印章等，都是很有名的藏书印章佳品。
明清之际，藏书活动与篆刻艺术都有很大发展，藏书印章应用更加广泛，那些藏书印章上的文字，也传递着主人的爱书之情，散发着千古风雅之气。
明代汲古阁藏书楼的主人毛晋，藏书十分丰富。他有一枚刻了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上面写着：“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他殷切希望后代子孙能珍惜自己的藏书，苦读其藏书，认为如将藏书卖掉，简直是败坏家声、禽兽不如的举动。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明代藏书家钱毂，其藏书印章刻的是:“卖书买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所愚。”读书、护书之痴情，可见一斑。
清代藏书家许益斋曾经刻印过《榆园丛刻》，他的藏书印章上刻的是：“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他希望的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爱书护书、珍惜书，其推己及人，胸怀广阔之格局让人感动。
藏书印章，常附以籍贯姓名，或字、号、斋馆、或训辞杂语等多枚，这些印章钤印在扉页上，不仅仅以标明图书的归属，有些印章的内容虽超出了作为标志的范围，却增添了藏书者抒发情怀、表达意愿的一种韵味，也体现了收藏者的人品和气质。
藏书印的文字一般都以篆书为主，少数也有用隶书或楷书的。
藏书印应属闲章中的一种，因此，它的印章形式有方形、长方形，或随意形。
也有藏书者喜欢把藏书印钤印在目录及每卷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中版式有空白的地方。而目录的第一页和第一卷的第一页就是藏书家显示自己身手的地方。另外则是序跋有空白的地方。
藏书印一般都刻有边款。边款的形式可繁可简，繁的可篆刻缘由数语，或家训家规，或诗句。简的仅刻纪年、时节、篆刻人。当然也有无边款的。
藏书印章，有刻某某藏书，某某所藏，某某鉴藏。实际上从很多旧书上见到的都是藏书者的姓名章。
绩溪是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文化底蕴深厚，文人众多，有读书、置书、著书、藏书的传统。
历史上，绩溪金紫胡氏十分注重读书礼仪，二十五代之中多研究经学，被誉为“汉学世家”。到了清代，更是人才济济，其中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被誉为“礼学三胡”，著作颇丰。1908年创办胡氏小学、胡氏图书馆。后其藏书被移交绩溪县立图书馆收藏。今在其馆藏中发现有“绩溪金紫胡氏图书馆世泽楼珍藏”图书印章的印迹，还有“绩溪县立图书馆藏书”“绩溪县图书馆藏书章”等。
胡适是文化名人，提倡新文化、首推白话文。一生嗜好读书、置书、著书、藏书。他的印章中就有一枚隶书阳文“胡适的书”的藏书印，使人一见就简洁明了。
另外，笔者在绩溪县图书馆还意外发现一枚“汪光俊捐赠印”，篆书阳文：汪光俊先生1919年生，家朋乡石门口人，旅居台湾。其印章的边款刻有行书“一九九〇年秋季汪光俊先生捐赠一千美元，以资县图书馆购书专用，治印为记”三十二字。浓浓的乡情，殷殷深情可见一斑。
从清至民国时期的一些旧书中偶见藏书印，往往又被某斋、某堂、某楼、某馆、某室等所替代。如我的家乡绩溪鱼川，在清时办有耿雅修堂文化会社，由在江南制造总局任职的耿觐文组织一批秀才文人雅会，诗文酬唱之风盛行，其雅修堂内藏书亦很多，今遗有印章一枚。我祖父耿葆真，字实斋，中秀才后到安庆敬敷书院进修备考举人，废科举后，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获优贡生奖励，其藏书也不少，藏书印章为其名与字。
我是学医的，平生爱好看书置书著书，有两枚藏书印章和多枚闲章，医学类书加钤“杏林春暖”闲章；书画类加钤“翰墨缘”闲章；社科类加钤“高阳世泽”闲章；外文类及词典钤姓名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