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宗万
四月春深，正是江南烟雨时。古徽州府治所在地的歙县，细雨纷飞，薄雾缭绕。嘀嗒嘀嗒的落雨声，宛如温柔的琴槌，轻击着游人的心弦。
行走在铺满历史沧桑的石板路上，抚摸着鲍家花园高大山墙下层层叠叠如一本本书籍堆砌的墙体，穿梭在久负盛名的棠樾鲍氏牌坊群里，我以虔诚的注目礼，向七座不同寓意的牌坊表达着敬意。
这些前后相拥的历史建筑，最早的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最迟的建于清朝嘉庆时期，都是真材实料的明清建筑。
让人称奇的是，尽管建设时间前后相差四百年，但它们的建筑风格却一脉相承出奇的一致。它们均采用中轴线严格对称的手法，简约庄重。用当地的“歙县青”花岗岩构筑，不用钉铆，在村头依序排开，历经几百年风霜雨雪巍然屹立。
在古代中国，立牌坊是一件大事。它一般被用于纪念重要人物或事件，表彰某人的突出成就或高尚品德，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可以说，牌坊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越明清两朝的棠樾鲍氏牌坊群是怎么树起来的呢？每座牌坊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慈孝里坊，旌表鲍佘岩、鲍寿逊父子面对绑匪死亡威胁，争相赴死、父慈子孝的感人故事。牌坊龙凤板上刻有“御制”二字，这表示该牌坊是皇帝从国库里拿钱建造的。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听到这个故事后，感动不已，慨然题联“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下旨朝廷拨款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并刻御联于坊上。
明嘉靖十三年（1534）建鲍灿孝子坊，旌表孝子鲍灿口吮老母亲双脚脓疽直至痊愈、孝行感动乡里，奉旨立坊。
明天启二年（1622）建鲍象贤尚书坊，旌表鲍象贤为朝廷镇守云南、山东，后又任兵部侍郎。殁后加封工部尚书，表彰其嘉靖年间“中兴辅佐”之功。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建鲍文渊妻节孝坊，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二十九岁守寡，抚养前室遗孤视同己出，尽心侍奉婆婆，有德于鲍家。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鲍文龄妻节孝坊，旌表二十五岁守寡抚养遗孤，将儿子培养成歙县名医的鲍文龄妻汪氏。
清嘉庆二年（1797）建鲍逢昌孝子坊，旌表十四岁的孝子鲍逢昌以乞讨为生前往甘肃，在玉门古寺中寻父而归，坊背镌“人钦真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建乐善好施坊，旌表鲍漱芳、鲍均父子捐资朝廷，赈灾黄河，行善乡里，建成这座“乐善好施”义行坊。
一个家族历时四百余年，在自家农田里竖了七座牌坊，牌坊等级很高，有“御制”（皇帝下令建国库拿钱修）、“恩荣”（皇帝批准地方筹资）、“圣旨”（地方呈请皇帝批准资金自筹）、“敕建”（地方申请皇帝口头批准资金自筹），可见其非同凡响。牌坊一侧的鲍家花园、鲍家祠堂、鲍家女祠，印证了这个家族连续几百年的兴旺发达，打破了古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历史上的棠樾牌坊群是立于鲍家水田之中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一座座牌坊无声立于水田中，高大庄重又不失地气。在作为5A级旅游景点的今天，牌坊一侧的麦田仍赫然在目，鲍氏先人珍惜耕地的家风在当地得到了良好传承，令人敬佩。
徽州多山，耕地稀缺，经商就成了徽州人常见的生存之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代代徽州人走出大山，将本地的茶叶、枇杷、蕨菜、木材等土特产品贩运出去，开辟了多条徽州古道。江南多雨又让新安江成为徽商物流的黄金水道，生意渐做渐大，一度成为全国闻名的盐商、茶商、木商，胡雪岩、胡开文大名鼎鼎，独步天下，“徽商”盛极一时。他们致富不忘乡梓，外出经商挣钱，回家建房养老，叶落归根，创造了以青砖黛瓦和马头墙为独特标志的“徽派建筑”。又让徽墨歙砚走进千家万户，占了“文房四宝”的半壁江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繁荣。徽商经济造就了徽州文化，催生了徽州牌坊古建。仅在歙县，就存有牌坊70多座，石制、木制、砖制皆有，使歙县成为“全国牌坊之乡”，其中石制的明代大学士许国牌坊和棠樾明清牌坊群驰名中外，成了歙县的地标性建筑。
棠樾牌坊旌表了鲍氏家族几百年间“忠孝节义”的典型事例，真实体现了古代徽州的社会价值取向。作为古徽州府治所在地的歙县，深受徽州文化的浸润熏陶。棠樾牌坊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是否就是徽州文化的精髓所在？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倡导的忠于职守、孝敬父母、乐善好施、奉献社会的壮举义举，即便在今天也不过时，值得学习借鉴。
当然，农耕文明肯定有它的局限性，棠樾牌坊中关于守寡守节的理念，显然落后于时代。此类糟粕束缚人性，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封建礼教“人吃人”，应予彻底否定和摒弃。
烟雨江南历来是文人墨客心目中最富诗意的人间仙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二字道尽了多少江南的景和情？在这烟雨朦胧的日子里，徜徉在棠樾牌坊群，发思古之幽情，抒现代之感慨，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