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啟
我第一次参加祭扫烈士墓，是在1975年清明节，那时我不满9周岁，上三年级。
那年一开学（那时候是春季升学），我就认为自己不是小孩了。因为学校清明组织学生徒步前往萌坑祭扫烈士墓，限于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参加。
我们洪琴到萌坑要走十几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得花上大半天。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条刚在半山腰开挖的山路，不仅路窄弯多坡度大，而且路的外侧是万丈深的水库，所以每次带队老师都提心吊胆。
而我从上一年级起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自以为走二三十里的山路没什么问题，尤其是羡慕那些意气风发的高年级同学——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紧跟鲜艳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萌坑进发。每次他们祭扫归来，都被低年级同学紧紧围住，声情并茂地讲述烈士们的战斗故事。我一颗小心脏曾随着战斗的激烈而剧烈跳动。
1948年4月29日，新四军皖浙支队的120名指战员在萌坑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为掩护老百姓安全突围，8名战士壮烈牺牲。
这些烈士就是我们身边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一想起他们，前往萌坑祭扫烈士墓的心情就愈发迫切。
清明当日，天还没亮透，我就起了床。床头摆放着母亲昨夜从高脚橱取出的绿军装，还有她在县城给我买的七八成新的军帽，她把刷得干干净净的解放鞋摆放在床脚。我手脚利索，迅速穿好衣物，把缝有红五星的黄书包与借来的军用水壶分别斜挎在身体两侧。母亲再三叮嘱，别忘了把油面挞粿装进书包……离集合还有个把小时，可我按捺不住，一路小跑朝着学校门口的操场奔去。
当日上午9点左右，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抵达萌坑烈士墓。此时，阴沉的天空飘起细雨，十几棵一人多高的苍松翠柏环绕墓冢，像卫士一样守护着英烈。烈士墓上方四五米高的石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红色大字耀眼夺目。我们200多名同学肃立，唯有清风拂过花圈洁白的挽带，发出簌簌的响声。全体同学怀着崇敬与哀思，向先烈们深深地三鞠躬。
接着举行入队仪式，二三十名同学戴上了红领巾（那时候入队是在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中分批次吸收的）。学校大队辅导员动情地说：你们可知道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新入队代表领诵誓词：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好好学习，长大后努力建设祖国！
我以羡慕的目光投向新入队的同学，脸上微微发烫，心里盘算着回去后怎样向父亲解释。
随后来到大队部，雨已停了。其他学校的队伍陆续进来，一同聆听老支书讲述战斗故事：面对兵力悬殊的局面，面对敌军保二团、保四团和县自卫大队等几个团的包围，新四军指战员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他们毅然以血肉之躯为“盾”吸引火力，为村民争取转移时间。敌军用火炮轰炸民房时，战士们用身体抵挡弹片，确保了全村200多村民无一伤亡……
新四军指战员的英勇壮举，气吞山河。
返程时，明媚的阳光穿透薄云，为千峰万壑镶上一层金边。途中我一直默念着萌坑大队部墙壁上醒目的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之后的每年清明，我都去萌坑祭扫烈士墓，直到1985年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在萌坑烈士墓前，我先后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佩戴上了鲜红的团徽。
40年来，铭记在我心里的这八位烈士——方猛猛、曹福定、丁桃六、汪春山、李岳金、李立金、胡华托、胡松炎等名字，愈发清晰，愈发明亮。
40年来，我先后前往合肥、望江、安庆、泾县、金寨、岳西、绩溪等地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团、入党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