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再进
小时候读书时，每每看到教材中江浙籍的现当代作家群，总是很羡慕，觉得倍有面子，以为家乡虽然号称“文都”，却终是差了一点火候。后来看到高中教材中“桐城姚鼐记”的字样，无比自豪，终于在教材中名正言顺地看到了桐城人的身影，对“桐城派”也终于有了直观具象的认识。前几天翻阅儿子的高中教材，再读了姚鼐的《登泰山记》，虑及近年来的种种，感触颇多。
姚鼐出身官宦世家，20岁中举，少年得志，然几经蹉跎，至33岁方中进士为官，转任多职，44岁时（1774年夏秋之交）却以“养双亲”“病羸弱”为由辞官。这个理由是真心话吗？其实稍加考证就可发现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名为“养双亲”，但他辞官后却并未立即返回桐城尽孝，甚至于除夕之日携友人登临泰山；名为“病羸弱”，却于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中登山七千余级看日出。明白了这两个情况，也许我们更能接近作者创作的缘由。
姚鼐幼年的时候，就得到老师刘大櫆的高度赏识，说他“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族伯姚范仁政、济民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等到入仕，尤其是任刑部郎中时，目睹的各类案件卷宗及监狱内景，却与他内心的政治理念多背道而驰。等到担任《四库全书》编纂，姚鼐又与纪昀、戴震等人在治学理念上产生了巨大分歧，对日复一日枯燥的校书工作颇感厌倦。终于，1774年夏秋之交，姚鼐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辞官。
我们不妨再现一下“登泰山”一事发生的几个基本点：除夕之时；远离故土；“道中迷雾冰滑，蹬几不可登”。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悖常理，但是，作者却毫不在意，兴致盎然，一路直上七千余级台阶，来一览这旷世美景。于是，他看到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看到了“绛皓驳色，而皆若偻”。是的，一个“负”字就赋予了泰山生命的灵动，让作者的内心和泰山有了呼应；是的，这苍山背负的白雪，与作者在官场感受到的不如意是何其的相似，官场给作者内心带来的压力又何尝不是如此？那种“凌绝顶”后四周群山“皆若偻”的画面，与作者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又是何等的相近。
再看文中其他写景文字，山是“多石，少土”，石是“苍黑色，多平方，少圜”，树是“生石罅，皆平顶”“少杂树，多松”，日观亭周围环境是“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几乎纯用白描，多用短句，语言简洁到了极致。我想，这除了有桐城派对“辞章”的自觉追求外，还应该是“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呈现，是思想纯粹的笔端流露，是毫无羁绊后的返璞归真。挣扎多年后，作者终于战胜了内心的纠结，离开了不自由的官场，打破了现实的桎梏，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本源，做回了真实的自我，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回望历史，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水灵灵地呈现了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孤傲，却稍嫌放不下、看不透，字里行间总还有几分刻意的偏执。张岱于天寒地冻之时，“拥毳衣炉火”，往湖心亭看雪，其人其行其情，自也痴得可以，但于国破之际，似有刻意掩饰内心悲凉失落之嫌。再看姚鼐，于除夕之夜，携毕生至交，登山览胜，这种完全主动的选择，在精神上几乎可以说是旷古绝今。辞官后的登泰山，于姚鼐而言，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突围，一次思想上的涅槃，寻找到了能让灵魂自由飞翔的广袤天空。就像当年明月说徐霞客的那样：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刘大櫆在《朱子颖诗集序》中也说：“乙未之春，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田里，道过泰安，与子颖同上泰山，登日观，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
经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他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像姚鼐、陶渊明那样只有辞官才能打破精神枷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会像姚鼐等先贤那样，为自己的灵魂寻觅一块诗意的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