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民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团扇山水图，右上留白处题画诗很有特色，书法作者先抄录宋诗一句，后以小字注明诗作者和题目，集成四句为一首新诗：“团扇家家画放翁，莲花峰上听松风。何年顾陆丹青手，春在先生杖履中。”从落款看，团扇主人为松坡，山水画作者为陈燦，书法作者为汪鸣珂，没有创作时间记载。团扇右侧有许承尧题记：“程松坡，槐塘人，尚斋都转长子。汪鸣珂，字君佩，西溪人，通算学。”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芚公、婆娑翰林，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歙县人。近现代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进士。辛亥革命后，应皖督柏文蔚聘，任全省铁路督办等职，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陇，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1924年辞官回京，同年由京返歙，在家乡以著述终老，著有《歙县志》《歙故》等。陈燦不知何人。汪鸣珂（1849—1918)，字君佩，号小湖，善书，通天算，以坐馆教书为生。汪鸣珂所制度分纪限仪草图及说明，精确到分。所立《七十二候旦昏表》，甚为准确。度分纪限仪是天文观测仪器，汪鸣珂著有《歙县天文志》。
都转是清官名别称，即都转盐运使。经考证，尚斋都转为程桓生。程桓生（1819—1897），字尚斋，槐塘人。曾在棠樾为塾师，歙县“十里四翰林”“三里三翰林”中的同治辛未科（1871）进士，汪运錀便是其学生。程桓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咸丰元年（1851）授广西桂平县知县，以疏防失职被参革职。旋从李武愍、曾国藩部，累擢至道员。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治淮盐，创立鄂、湘、西、皖四岸督销局，檄桓生总办西岸，桓生于吴城建仓区，分岸以时运之，僻远皆得盐。同治五年，调署两淮盐运使，修万福桥，蒇清水潭，功绩显赫。同治七年总办鄂岸督销局，凡分局、总卡、子店之属，皆亲往规度，如在西岸。光绪十年（1884）再署两淮盐运使，光绪十三年辞职养老。程桓生不仅熟谙鹾政，而且廉干耐劳，商情悦服。《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十九称程桓生“治鹾政数十年，有功两淮非细，而操履廉洁，尤为历任督抚所言重”。程桓生有六子：名为锦坤、锦澄、锦武、锦龢、锦粤、庆余。其中，程锦武即程夔（1846—1890），字咏琴，号午坡，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程庆余（1880—1942），字善之，号小斋，是近代学者、小说家。松坡大概就是锦坤的字。程桓生妻汪氏，是西溪汪绍埴女、汪鸣珂堂祖姑，松坡为汪鸣珂长辈，所以最后落款为侄汪鸣珂。
关于程桓生，《清实录》中有一段重要记载：“（同治三年九月）有人奏江西督销盐引委员、广西候补道程桓生把持盐务，藉督销之势，使其父程颖芝于安徽省城开设合和盐行，其弟江西候补知县程朴生，于饶州开设泰和盐行。名为督销盐引，实则利归于己，以官、民并准试办之引地，几为一人独办之引地。并闻该道之父，在枞阳开栈之日，护勇号褂，私用‘钦差大臣’字样，尤属妄诞！恳请饬查严办。……着沈葆桢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寻奏：遵查程桓生被参各款，均无其事。自设局以来，领运踊跃，每月接济饷银七八万两，不无裨益，报闻。”
程桓生的父亲程希辕，字颖芝，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民国《歙县志》都有他的善行记载：捐赈平粜，全活难民，焚借券数千金。兵燹后，施棺施地，检埋骨骼无算，葺宗祠、恤孤寡、表扬节义、排难解纷。同治四年正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复丁松亭侍御》一信中透露，弹劾程桓生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许长怡，许长怡因故与曾国藩交恶而有此举。许长怡也是歙县人，他对程桓生家的盐业经营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从他的社会身份看，他不会胡编乱造。他所列举的事实，似乎每一点都击中了程桓生的要害。朝廷将此事交沈葆桢处理，结果是“均无其事”，难道沈葆桢惧怕曾国藩的权势而睁眼说瞎话？
我们先看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发现的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1863年12月17日）程希辕在安庆写给同乡方性存的信：
……弟自初十日往金陵大营粮台，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廿日到南京大胜关小住三日。二小孙在台平顺，趋公无误，甚慰惬衷！回来风逆，迟至月初五日抵省，欣悉二十五日苏州克复，江北、怀远克复，现闻苗匪被官兵杀死，大快人心！升平有日，可望远怀想。大小儿到豫章，知驾等候，自可把晤一切。现《楚皖新章》刊册二本，附呈台览，自悉弟盐务熟手，趋时动手，颇有大利。照新章只得一分半利，其余盐每引可余一担，又得三两五钱。本大则办湖广，本小可办中路，大约以千金可得利六七百，能有三五千金，易于为力。弟处已有两处相好下去赶办，弟荐有人，可以着人下去附办，各种便捷大好之机，为此专照，望见信想法措资，即来安庆面商办理，祈斟酌！先付信可也。合和小行秋来颇顺利，未知泰和宝行如何？尚望示知。……弟看湾沚可以立业，现已与金陵大营粮台诸位合办一官盐店，其中大有生机，如见信惠然一切，再为面谈可也。
据王振忠教授介绍，程希辕致方性存的信函，在歙县方氏家族的一批文书之中，在这一批文书中，关于程泰和盐行的还有另外三份文书：第一份是同治二年二月在江西饶州的族人、邻右及另五个牙行联合担保徽州府歙县二十二都六图人程立泰，捐领程泰和盐行部帖的保结（“歙县二十二都六图”在歙县西乡的槐塘，结合上引《清实录》的记载，程立泰的真正名字应是程朴生，是程希辕的二儿子。由此可见，前揭“泰和宝行”之运营者虽然是方性存，槐塘程家应是最大股东）。第二份文书是由程立泰上禀，请求官府确认饶州程泰和盐行销售淮盐的垄断特权。第三份文书是“正月廿九日泰和、公顺盐行上禀饶州分局”的抄件。此一文书未标明具体年份，但从内容上看，应当作于前一文书之后。
再看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沅弟》的信：“尚斋之札久发，渠又禀带随员数人矣，万难更改。万与程之才亦互有短长，其无坚强之力，则彼此相同。江西开局并非甚繁难之事，所虑者，淮引不胜邻私，行销不旺，非尚斋所能为力耳。余有一告示稿，抄寄弟阅。此外则尚斋当可胜任。”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酉刻核批札稿极多。夜与小岑围棋一局，又核批札稿信稿，至二更三点毕。颇觉疲乏，睡不成寐。是日作一严批，申诫程道桓生，此心不免忿懥，益信涵养之难。”曾国藩为何申诫程桓生？《曾国藩全集·批牍》中记载：“前此浙盐运西之时，局中似友多而员少，且局员亦不尽由本部堂给札。该道和平明练，攸往咸宜，所虑者瞻徇私情，不能裁之以义。前来行辕告状递禀之人，询诸号房，每有由该道指引递入者，已属不知远嫌。此禀随带四员，而同县占其三，皆因私情胶葛，不能摆脱。同人之道，于野则亨，于宗则吝，以其私狭也。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刘抚部院相从三年，仅保过教官一次。近岁则幕僚近习并无湘乡人员，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该道初政即偏于私昵，将来徽商在江者颇多，恐纠缠不能自主。人非太上忘情，亦谁能尽免于私？特徇私而漫无裁制，则不可；徇私而认为分内之事，认为理直气壮之事，则更不可耳。”
仔细阅读以上史料，不难发现，程桓生是在同治二年八月开始主持江西督销局的，在此之前，合和、泰和盐行已经开张。至于程希辕在枞阳开栈之日护勇号褂用“钦差大臣”字样，显然打的是曾国藩的旗号，如果没有特许，程希辕断然不会凭借儿子程桓生的权力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