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欢
小时候的冬天都很冷，过年的感觉往往是从一场大雪开始的。下雪的夜晚很安静，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听着窗外雪花落下的“簌簌”声。“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不时会有枯枝被压断，“咔嗒、咔嗒”，格外清脆。
乡村和田野第二天都换上了银装。秋衣、毛衣、棉衣，一层层裹得严严实实，大人们才会让我们出门。堆雪人，打雪仗，砸开冻住的水沟和池塘，在各个屋檐下找寻最帅的“冰剑”……直到十根手指都冻成“胡萝卜”，才肯跑回家烤火。有时是蜂窝煤，有时是木炭，还有的时候干脆就是劈成一段一段的木柴。淡红色的火光不停跳动，手指一点点恢复了知觉，也被烤成了焦黄色，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味。
若是遇上个大晴天，母亲一定会张罗着大扫除，阳光总是在冬日里显得珍贵。床单、被套、枕巾……天没亮就洗洗刷刷，院子里晒得满满当当，大花被上的牡丹在阳光下愈发喜气。找根长竹竿将扫帚接长，把屋顶的蜘蛛网一一扫下，还得当心房梁上的燕子窝。窗户、桌子、柜子都得用掺了洗衣粉的水擦洗干净，厚重的家具也会移开，保证每个角落都打扫到位。有时偷懒，会看到阳光透过窗户斜斜洒落，灰尘在阳光里悠闲地跳着舞，空气中满是洗衣粉的清香味。
屋子收拾好了，接下来就是做冻米糖，我们家乡话叫“糖片”。原材料有两种：爆米花和麦芽糖。当年的糯米煮熟，放在屋外冻上一夜，晒干，再下锅炒，炒出来的爆米花一颗颗又大又白。撕一张旧报纸卷成锥桶状，装得满满当当，一大把一大把地往嘴里塞，满嘴都是米香。
麦芽糖则要麻烦些，每天起床都要给麦粒浇水等它发芽，直到麦芽长到三寸长，剪成段，和着米一起煮，充分发酵后裹着纱布反复挤，就得到了一大锅的糖水，然后就是小火慢慢熬，糖水冒着泡，渐渐变得黏稠，拔丝。奶奶有时还会用筷子给我做个“棒棒糖”，纯天然的麦芽糖又甜又香。爆米花混入麦芽糖，搅拌均匀，然后压进长方形的木模。先切成条，再切成片，沙沙沙……一刀一刀，满屋都是糖片的甜香味。
除了糖片，春联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父亲毛笔字写得不算好看，但他坚持要自己写。他调墨汁，我就在一旁用削铅笔的小刀裁红纸。大门的对联、后门的对联、房间门上的福字……尺寸我都了然于胸。父亲会到新买的日历本上找他中意的对子，找到了便欣然落笔，有时写错了字，就让我重新裁一张。
春联写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把浓粥也熬好了，简单用稻秆做个小刷子，我们就一起贴。大门口贴“出入平安”，木梯上贴“步步高升”，鸡舍外贴“金鸡报喜”，牛棚门口贴“六畜兴旺”……父亲喜欢让我站在不远处，帮他看贴得是否平齐。忙活了半天，里里外外的春联才贴好，老屋里便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味。
贴好春联，差不多已经是年三十的中午了。父亲的厨艺很好却很少有空下厨，但年三十的午饭和晚饭，他每年都会很用心。中饭是馄饨，皮必须自己擀，馅也必须自己做。最夸张的是，他会把楼上的门卸下来当案板擀馄饨皮。撒面粉，揉面团，然后一遍一遍地从下到上擀，直到馄饨皮变得又大又薄，再用刀切成差不多大小的方块。
馄饨馅也很丰富，肉末、鸡蛋、葱花、香菜、胡椒粉……他去重新装门的工夫，我和母亲就把馄饨包好了。父亲一大碗，母亲一大碗，我一小碗，出锅的时候，和腾腾热气一同散开的，是馄饨浓浓的香味。
年夜饭自然是一大桌，而且菜必须是双数，有时候是十个，有时候是十二个。父亲最拿手的是梅干菜扣肉，必做的菜是糯米丸子。他说这丸子象征着团团圆圆，外面溜了一层糖，寓意生活越来越甜。
年夜饭进入尾声的时候，父亲会给我压岁钱，每次我都在期待他那个动作：从外衣的内侧口袋里掏出红包。我不好意思盯着看，于是低头夹起一个糯米丸子，真甜。
吃过饭，母亲便会将新衣服折叠整齐地放在我的床头。衣服、裤子、鞋子、袜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新的。虽然我知道它们放在衣柜里已经有好些天了，但心里依旧喜滋滋的。
父亲有守岁的习惯，春晚的重头戏还是本山大爷。我每次都信誓旦旦要守到十二点，但每次都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睡去。第二天醒来，小心翼翼地穿好一身新行头。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鞭炮炸开后的硝烟味。
烤火的烟熏味，麦芽糖的甜香味，春联上的墨香味，馄饨的浓香味，鞭炮的硝烟味……还有年夜饭、压岁钱和新衣服，都是记忆中清晰而浓厚的年味。那时的我们，穿有人操心，要暖和又好看；吃有人操办，要干净又好吃；玩更有人惦记，要安全、要开心、要过瘾。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年味，是那种被惦记、被呵护、被宠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