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明玥
云雾飘移，层峦叠嶂，皖南事变突然发生时，女婴郑小燕的父母率领部队突围，在敌众我寡，父亲又负伤的状况下，为了不因婴儿的哭声引来围捕的敌人，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撤离路上偶然遇见的山中猎人宋传林。为了保护不满周岁的郑小燕，老宋不得不将自家最小的女儿宋小花交出去，一家人付出了与女儿生离死别的代价而护住了郑司令员的女儿。在转移郑小燕的过程中，云岭的乡亲们甚至因此牺牲。然而，危机迫近的生活并没有阻挡被寄养的女孩成长起来。解放后，经历了重重考验后的女孩，终于被护送到上海，与亲生父母团聚，并被父亲改名为“郑还”，司令员郑春生的意思是：“皖南人民不仅把我的女儿养大了，还送了回来，这是失而复得哟。”
当安徽作家余同友翻阅一大摞史料，发现皖南乡亲不惜付出巨大牺牲，将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的女儿傅国美养大，并交还亲生父母，他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个例，而是当时一批打江山的革命者基于信任作出的抉择。余同友花了半年时间潜心创作这一波澜壮阔的成长故事，它就是小说《云岭的女儿》。
作为一部成熟的儿童小说，有坚实的事实基础，显然还不够。余同友深知，史实如同一颗坚实的种子，唯有在岩石中打磨它，在温水中催发它，令它生根发芽，重新生长一遍，才能获得根深叶茂、生机盎然的结构。在写作势如破竹之时，余同友意识到，乡亲们保护新四军女儿不被敌人发现与抢走的斗争故事，是这个故事庞大的地下根，是一条在地下蜿蜒生长的暗线，从猎人宋传林为了追捕一只可做药材的公麝，带着儿子和堂弟宋传思进入浮溪山，与郑春生夫妻相逢起，到从琴溪村老麻为保护孩子牺牲，再到族长郑镜渠协迫宋传林将孩子送走……这环环相扣的戏剧张力，层出不穷的悬念设置，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敌我斗争的残酷，情势转化的出人意料，还反映出老百姓对革命军人后代的保护，常常是出自本能和机智，很少有时间反复权衡利弊。而宋小虎及《云岭女儿》宋小花在逆境中的成长旅程，就如这棵大树怒生的枝叶，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明线，而宋小虎、宋小花的兄妹情，宋小花与宋传林王腊梅之间的父女情、母女情，生母李秀兰深埋心中的母爱，则是这棵大树上的花朵与果实，它们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这棵树的体量与光芒。
很多优秀的小说作品都是通过明暗线的巧妙交织，来调适读者的阅读节奏的。《云岭的女儿》一书，也是如此，它的暗线极其紧张，变化莫测，令人心跳如鼓，而明线，即宋小虎渴望成为一名猎手，而宋小花渴望成为一名地下小交通员，这样的成长意愿却嘹亮、舒展，充满了孩童成长的跳跃性。化名宋小花的郑小燕，在地下游击队和宋家的共同保护下，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秉性，她的弹弓百发百中，她能爬树放哨，她通过假装在烧窑，智救躲进柴窑的大牙伯伯和黑脸汉子，她还跟哥哥一同送情报，与国民党的便衣探子斗智斗勇……如果说营救的暗线是紧绷的、不安的，那么，成长的明线却充满了孩童的想象力，是机智的、幽默的，它们冷暖交错，共同构成了“营救与培养”这个故事的恢宏音韵，有时乌云密布，有时却阳光灿烂，让读者沉醉其中，欲罢不能。
在这棵故事的大树上，情感的花朵同样结出了摇曳的果实，余同友特别擅长以平静和缓的语气去写生离死别，如郑春生的妻子李秀兰误认为女儿已被敌人搜走杀害后，余同友这样书写一个母亲的凛冽悲伤：“她只是坐在岩石上，对着万重大山轻轻地哼唱一首童谣，这是她以前哄小燕睡觉时经常唱的：小燕子飞得高，身上带把小剪刀，上天去捡云朵朵，下河去捡水波波。剪根树枝当枕头，剪块泥巴搭窝窝，剪片树叶当被子，宝宝睡得暖和和……”这温柔而忧伤的歌，唱尽了一个母亲的无尽牵挂与深深缅怀。这些民谣的源头都是来自中国人的亲情牵挂，它们像溪水中的红鲤鱼一样，如果它往上游，往回忆的源头游，就会游到1940年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游到《云岭的女儿》故事开始的地方，而如果它往下游，就会游到青弋江，游到长江，游到上海，游到这个故事的结尾处。
长大之后，郑还女士心系云岭的乡亲，曾回到这里四十余次，用自己的工资捐资助学，让父辈的红色精神得到传承。正如余同友所说，《云岭的女儿》是烽火硝烟中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不管战争如何残酷无情，土地与人民都会敞开温暖的怀抱，让孩子们在艰难岁月中得到呵护，因此，这个波澜壮阔的故事也是充满炽热又含蓄情感的，“感恩与回报”的主题已延续整整四代人，它勾勒了爱与信仰的模样，点亮了信任与承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