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良顺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生于安徽省歙县杞梓里村。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工、吏部右（左）侍郎等职，因“廉静寡营，直言敢谏”而成为徽州历史上廉官的代表，也因其货币理论成为我国近代货币史先驱，《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从取舍上起”的渊源
（一）文字出处。“从取舍上起”源自王茂荫的第一份《遗嘱》，写于清咸丰元年（1851）六月，时年54岁。该遗嘱提到“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遗嘱里，王茂荫先提出其观点，即人品坏都坏在对财利的取舍上，因此做人要从取舍上起。紧接着，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诠释，认为取不义之财，无异于“漏脯充饥，鸩酒止渴”。
取舍，是王茂荫做人的标准，不仅仅在财利，其他方面亦然，他认为“能吃亏是大便宜”。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文明背景下，巧取豪夺者，都难有好归宿。获取财利，先审之以义，取之有道，这不仅符合普世价值观，也是人类心理学的价值取向，更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
（二）历史背景。王茂荫一生共写有六份遗嘱，前五份是其亲自撰写的，最后一份为去世前日（1865年6月21日）口授、由儿子等人缮写。纵观六份遗嘱，其内容基本是主张自己为人处世原则及教育子孙如何做人做事的。
六份遗嘱，内容上基本没有直接关联度，可谓“想到哪写到哪”，其中第一份最具代表性，且与王茂荫当时的处境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即立遗嘱三年之前，王茂荫丁父忧回籍，其当时官职是户部贵州司员外郎（相对于现在的“财政部副司长”），且“以御史用”，从五品。在他丁忧期间，即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皇帝驾崩，二十岁的咸丰帝继位。另外，当年的十二月十日（公历为1851年1月11日），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
大清王朝，到了道光年间，康乾盛世的家底已消耗殆尽，列强入侵，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且又逢旧主已去，新皇登基，王茂荫心中自然没底。加上父亲去世、母亲生病对他的影响，便有了“退休”的念头。这份遗嘱是王茂荫在咸丰元年（1851）六月服阕回京时写的，上述想法在遗嘱开头时就已表露无遗，他说，之前的“御史待遇”，估计马上会安排“实职”，打算再干两年便告老还乡尽孝了。但其内心又是矛盾的，时值“贼氛日炽、时事日艰”，食君之禄，当为国效忠，断然不能临阵脱逃。
在忠孝不可两全时，王茂荫最后选择了忠，忠于他的职责，忠于他的朝廷。
此后，王茂荫的仕途一路起伏跌宕。次月，补授原职——户部员外郎；八月，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九月，上奏《条议钞法折》，提出发行纸币，代替之前的金属铸币。这一提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也改变了王茂荫的人生。
“从取舍上起”这一做人信条，始终伴随着王茂荫的官场更迭和人生起伏。
“从取舍上起”的内涵
“从取舍上起”的表象是对财利的取舍，实则是王茂荫做人的准则，更是对妻儿子孙的教诲，可以说是其廉政思想的核心表达，内涵主要体现在：
坚守清心寡欲。王茂荫将人品好坏归结在“名、利、财、色”四字上，他认为“万恶淫为首”，告诫子孙“戒色，是第一义，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且当垂示子孙”。他在京为官三十余年，夫人洪氏仅一次探亲到京，“居无何，旋即回里”，其余时间均独居歙县会馆，一卷在手，别无嗜好，更别说纳妾或寻花问柳之事。
不取不义之财。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德本财末思想，重人品轻财利。1864年，王茂荫自京城回乡葬母，途经淮安，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的第四份遗嘱中曾写道：“方书五亲家处存有纹银乙千余两，本意坐为退归养老之资，身过则以此项坐为四房子孙读书膏火之费。”王茂荫京官三十载，官至二品，却仅有积蓄“乙千余两”，在清末官场，可谓凤毛麟角。
不求传世虚名。王茂荫一生淡泊名利，认为“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他首作遗嘱时，就表明“既不想京察，亦不愿截取，并无贪恋名位之心”，只想辞呈回乡作一介平民。他还极力反对著书立传，他将整理完成的四卷奏稿交于子孙时，要求“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甚至认为，自己所存诗文、试帖“日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他还要求自己死后“行状不必做”，说“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毋庸作此无物也，谨记”。
传承朴素家风。王茂荫的廉政思想深受其祖母方太夫人影响。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三十四的王茂荫高中进士，备官户部后，乞假归省，其祖母谆谆告诫：“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此，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致多金也。”道光十七年（1837），方氏八十寿辰，已在户部任职的王茂荫乞假省亲，祖母告诫他的还是先前那些话。王茂荫继承祖辈遗风，一生粗衣粝食，从未改变，且还教育子孙，传承孝道，他认为“孝悌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
始终心存戒惧。王茂荫对自己的人品“自问止算中等人”，他“存心不敢做坏事，而未免存惧天谴、畏人言之心。立意要想做好事，而实徒抱智术疏、才力薄之恨。非独经济不足言，即在宗族乡党间亦未有甚裨益”。他认为自己“圣贤门前固未望见，即理学诸先儒所言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与夫敬事、慎言、明礼、达用都无一毫功夫”。他还意识到，衣食无忧时，不难做到坚持操守、淡泊名利、不取不义之财。但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做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却很难。举头三尺有神灵，王茂荫无时无刻不在反省自律。
在徽州历史人物中，王茂荫学不算富、著不算丰、官不算大，但其一生秉承求知求真、廉静寡欲、勤政民本、忠孝齐家，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多少达官贵人、多少风流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如昙花一现，而王茂荫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正是基于他不朽的品行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