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鸣
吴承仕经学造诣极深，著述甚丰。20年治学与教学生涯，吴承仕撰写了《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国故概要》《尚书古文辑录》《尚书今古文说》《三礼名物略例》《丧服变除表》《三礼名物笔记》《经籍旧音辨证》《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讲疏》等论著达80余种。
吴承仕研究范围广泛，学术视域辽阔，涉及经学、诸子、小学、释道、史学、诗文等诸多领域，尤其是经学研究成就最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当之无愧的经学大师。
追求真理，以身殉国
吴承仕不仅是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经学家、小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勇于接受新思想、改造旧学、面向社会的大学者，更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一位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为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吴承仕在同事范文澜先生那里接触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思想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派他的侄子蒋孝先率领宪兵三团驻防北平，以武力镇压进步学生的抗日爱国宣传运动，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学生领袖。北平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
在这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紧要历史关头，吴承仕义愤填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和人民的丑恶嘴脸，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表示强烈的愤慨。
1931年，吴承仕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积极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还同袁同礼、高步瀛等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全国及南京政府，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奋起抗日救国。
与此同时，吴承仕密切关注爱国进步青年的抗日救亡斗争，慷慨解囊，资助学生出版进步的文艺宣传书刊。
1932年，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为笔名撰写的揭露国民党九师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罪行的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闻讯后，倾囊相助，首先出资帮助王志之在北平西单附近开设“新文艺书店”。为了立案，需要五家殷实铺保，吴承仕又帮助王志之解决了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介绍王志之承租了西单南佩文斋双间铺面，使进步书店“新文艺书店”顺利开业。
吴承仕的学生齐燕铭、张致祥当时已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们都成为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
吴承仕与齐燕铭、张致祥等来往密切，进一步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努力去寻求真理，逐步学习与接受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这位钻研古籍几十年蜚声海内外的经学家，阅读这些马列主义著作，如同阅读中国的古籍经典一样，也是眉批旁注，丹黄满目，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由于吴承仕认真学习，孜孜以求，再加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实践斗争，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同时，吴承仕还逐渐地学会了以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来研究学问。他一方面从事改革中国大学国学系的课程，新增设了社会科学和“新俄文学选读”“周秦诸子”“中国通史”等新课程。聘请了吕振羽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黄松龄讲《政治经济学》、李达讲《唯物辩证法》、陈伯达讲《中国哲学史》、曹靖华讲《新俄文学选读》、孙席珍讲《现代文艺思潮》、高滔讲《西洋文学史》等等，大大改变了传统国学体系的成分，赋予了国学研究的新生命，使国学研究与时代使命更好地相结合。另一方面，自己开始在课堂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来讲授《三礼》名物，开展对中国古代经学、文字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
1934年以后，吴承仕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从说文研究中所认识的货币形态及其他》等一批论文，并打算循此路径全面展开对三礼名物的新的研究。
1934年冬，中国大学国学系学生余修，联络本系进步同学，成立“大风诗社”，编辑《大风》诗刊，以诗歌为喉舌，去唤醒沉睡的华北青年。诗刊编好后，印刷、发行遇到了困难，吴承仕得知后，又担负起《大风》诗刊的印刷经费，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再次联系介绍他们去人文书店，由该书店经销《大风》诗刊。吴承仕就是这样热情支持进步青年的爱国活动。
新思想的召唤和社会运动的激情，促使吴承仕创办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救亡、红色思想的杂志。如，1934年在北平创办《文史》杂志，1935年创办《盍旦》月刊和《时代文化》等进步刊物。利用这些杂志刊载文章，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此时的吴承仕先生已是霜鬓鹤发，年逾半百，却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洪流，与热血青年们紧密团结，奋勇前进，共同战斗。
吴承仕积极支持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学生们开会有时借不到会场，吴承仕就捐献钱物予以资助，在西单鸿春楼租房做会场，把饭堂变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课堂。
“一二·九”当天，吴承仕站在中国大学学生们的行列里去新华门前集会，又和青年们并肩前进，冒着军警们大刀、水龙头的威胁，参加游行示威，反动当局逮捕了学生。
吴承仕不顾年迈，和青年们一起步行到西山樱桃沟去露营，在营会上发表演说，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热情。
“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反动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用另组新学联、开除学生领袖、取消学籍等种种手段打击和破坏学生运动，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
吴承仕积极参加发起北平教育界抗日救国会，支援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马相伯先生组织救国会的抗日组织，亲自征集签名，并把签名簿拿回家，向家人宣传：“多一个人签名，就多一份力量。”让自己母亲、妻子、子女和儿媳、孙子都签了名。
吴承仕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利用自己的声望，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学生，撰写文章，发表演说，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奔走呼号、摇旗呐喊。
1936年春，吴承仕在《时代文化》一卷三号发表题为《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的文章，宣传“一二·九”以后一年中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宝贵经验。
吴承仕委托自己的妻弟、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的张翰飞营救出被捕的学生及北平女师大校长。
此外，为了营救被开除和受迫害的学生，吴承仕在1936年暑假，利用在中国大学担任国学系主任的机会，倡议在新生入学考试时，为吸收进步学生返校创造条件，亲自为国文试卷命制试题，并亲自担任口试和评卷工作。
吴承仕命制的作文题目为《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当时正值国难之秋，这样的题目可以测验出学生的政治思想倾向。
吴承仕在阅卷评分时，特别留意于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曾被清华大学开除的进步学生黄诚，就是在吴承仕主持阅卷时以“特别录取生”资格录取的。黄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骨干，皖南事变时光荣牺牲。
许多曾在师大和中大求学的青年，如孙楷第、王重民、臧恺之、王志之、张致祥、王西彦、余修等都被吴承仕录取。这些学生大多相继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或革命作家、知名学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经过多年的锻炼和考验，1936年秋，经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秘密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陈伯达、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编在一个特别党小组。
至此，吴承仕这位饱有学识的清末状元、经学大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堪称传奇人物。此后，吴承仕更加积极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之际，吴承仕与张友渔、黄松龄、张申府、纪向峰等进步教授发起组织了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负责起草了《新启蒙学会宣言》，提出“唤醒比较多数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以“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新启蒙学会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寇、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被日寇、汉奸敌人列入搜捕的黑名单。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吴承仕化名汪少白，乔装打扮转移到天津，避居在英租界的小白楼。尽管遭受日寇、汉奸的通缉和迫害，吴承仕仍然和他的学生、中共党员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继续坚持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为天津地下抗日刊物《时代周刊》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思想。
1937年冬至1938年春，吴承仕秘密回到家乡昌溪燕窝山庄，在家乡组织复兴小学师生宣传抗日，发放抗日宣传单，发动学生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募捐，购买“儿童号”飞机支援抗日。
1938年初，日寇、汉奸政权为了笼络人心，曾经派人到天津，企图动员吴承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吴承仕断然拒绝敌人的拉拢收买，拒不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职。从此，日寇、汉奸对吴承仕更加忌恨，加紧了对他的迫害，吴承仕在天津的处境异常艰难。
1939年，吴承仕一家困居院内，粮食接济颇为困难，生活陷入困顿，他在给女儿信中说：“饮食起居不过一丈之地，百物上涨一倍有余，白菜毛余一斤，十分困难，挪借度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只身亡命，困苦万端。”加上此时天津英租界当局与日寇更加紧密勾结，在天津抗日的同志已有好些被捕了，情况十分危急。
即使在这样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吴承仕还是关心着祖国的命运，继续为抗日救国而呐喊。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吴承仕这位知名学者、刚毅老人，曾经派人辗转至天津，拟接他赴延安。因当时天津发大水，街上水深可以行船，院内积水至腰，接头人员被堵在天津城外而未能成行。
1939年8月，吴承仕染患伤寒而不自知，仅以一般感冒治之。后来，吴承仕病情严重，天津无法医治，只好秘密潜回北平，却不敢直接回家，悄悄住在一个亲戚家中。9月11日，吴承仕身体不支，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将他遣送至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由于在天津延误时日过久，又并发支气管炎，病情日益恶化。医治时，又被一名为日寇收买的医生强行灌肠至血暴。
1939年9月21日，吴承仕终因肠穿孔抢救无效而在北平逝世，享年56岁。
吴承仕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等中共领袖敬送挽词、挽联和花圈。
毛泽东敬送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敬送的挽词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同志的挽联为：“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著述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延安《新中华报》的挽联为：“鼓吹革命，颠覆满清，主张保障民权，力争思想自由，倡团结，御外侮，至死精神不懈；忧患国事，反对黑暗势力，领导学生运动，不屈服，宁牺牲，堪为后世楷模。”这些挽词、挽联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吴承仕奋斗的一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革命烈士名单。
吴承仕集学者和革命战士的品格于一身，德才兼备，他的学术实践与思想遗产，是今天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时不应忽视的，也为思考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考中国传统在当前新的实践条件下的意义，提供了鲜活的形象例证与理论资源。
四十年前的1984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吴承仕文录》及《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等著作。
1984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了“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把吴承仕的战友、学生和亲属撰写的文章以及吴承仕逝世后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悼念文章辑录成文集出版发行。
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蒋南翔出席了北京师范大学“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代表党中央讲话。
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蒋南翔在“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对吴承仕作了如此评价：“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今，位于歙县昌溪燕窝山庄、修建于清代乾隆末年的吴承仕故居，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当代故乡人缅怀与纪念吴承仕先生的重要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