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鸣
一百四十年前，清末光绪十年（1884）的一天，随着一声清脆洪亮而响彻天空的“哇——”的婴儿啼哭，在梦幻黄山山脚下那群山环绕、溪水澄碧、风光旖旎的歙南第一村——昌溪燕窝山庄，亦商亦儒的吴氏家族诞生了一个男婴——吴承仕（1884—1939）。
出身儒商，清末状元
吴承仕的高祖吴启琳，字玉辉，诰封朝议大夫。他是清代康乾时期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著名徽商，北上艰辛创业，将茶叶生意做到了京都，先在北京前门大街珠市口购置房屋开设了吴玉泰茶铺，后又在北京骡马市大街开设了吴恒泰茶号。吴启琳茶行出售的茶叶品质上乘，诚信经营，信誉极佳，生意红火。
吴承仕的曾祖父吴道隆，是吴启琳的长子，名东富，字既堂，国学生，诰封奉政大夫。
吴道隆头脑活络，决策果断，办事干练，勇于创新，善于进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道隆子承父业，扩大了茶叶经营规模，在经营吴玉泰茶行的基础上，在北京相继增设了吴裕泰、吴瑞泰、吴立泰、吴三泰、吴阜昌等多家茶号茶行。
富有商业战略视野的吴道隆，胸怀大志，视域辽阔，把商业目光投向了当时经济发达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茶叶市场，在江苏苏州盛泽镇相继开设了吴隆泰、吴嘉泰、吴盛泰、吴新泰等数家茶号，除零售外，专营茶叶批发，业务遍及杭州、湖州、嘉兴城乡。此外，吴道隆还涉足生丝、绸缎生意。
吴承仕的祖父吴景桓，是吴道隆的次子，名永庆，字渭来，号泳之，秉性忠厚，崇儒尚文，乐善好施，热衷公益。吴景桓是国学生，曾任职掌勘核刑名诉讼的布政司理问，诰封奉直大夫。
吴承仕的父亲吴恩绶（1862—1937)，是吴景桓的第三子，原谱名绍绶，俗名贵顺，字印庭，号荫亭，是县学中参加秀才考试获得一等的生员，享受朝廷各项补助待遇。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十九岁的吴恩绶与其长子、十八岁的吴承仕同时参加童子试，同榜中得秀才。为纪念这次“恩科取中”，特意将其谱名“绍绶”改为“恩绶”。此后，苍天无眼，吴恩绶虽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但屡次乡试，屡次落第，无奈之下，背井离乡，前往京城寓居，兼营北京的祖业——吴恒泰和吴三泰茶号。
正如上面所述，昌溪庠里吴氏一门数代徽商，茶叶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至吴恩绶已是第四代。
民国元年（1912)，徽商出身的吴恩绶适逢返乡祭祖，探视亲人，被四乡绅董公推为民国歙县第一任知县。上任伊始，百废待举，县库亏空，他只得自掏腰包，兴办公事。
其后，因痛恨官场黑暗腐败，不堪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习气，吴恩绶担任知县不久就挂印而去，承父志，回乡里续办义学。后赴北京，长期寓居。在北京，吴恩绶长期担任歙县旅京同乡会会长，主持北京“徽州会馆”工作。同时，在北京持守祖业，从事茶行经营。
吴恩绶的同族堂叔伯中多有治学从政士人，例如他的伯父吴治纯，曾任浙江省温州瑞安县典史（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吴恩绶依据《昌溪吴氏族谱》庠里派轮祚（自16世启用）字辈“惟家启道、景绍承鸿、元忠淑本、崇德传宗、修安立达、宽厚明通、吉光广耀、昌盛恒隆”的次序，为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男孩取名“吴承仕”。
歙县昌溪吴氏家族又是一个富有重教尚儒传统的家族。清代初年，吴弘律就如此谆谆教诲后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其子吴永厚奉家训购置学田，以培养家族子孙读书。吴永厚长子吴大冀在京师宅中建造桃花书屋，次子吴大萱建造梅花书屋，三子吴大楠建造杏花书屋，作为子孙读书治学之固定场所。
而吴承仕的曾祖父吴道隆、曾叔祖父吴道际兄弟俩更是在家乡昌溪设立昌山源义塾和昌溪庠里义学，创办昌溪崇文学堂，资助族中子弟读书。
吴承仕的母亲汪氏亦是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颇懂幼童启蒙教育。
吴承仕字絸斋、检斋、桥斋，号展成，又号济安，人称“检斋先生”。
天资聪颖、禀赋极佳的吴承仕自幼机灵活络，善动脑筋，喜问好学，才名远扬。光绪十四年（1888），刚满五岁的稚童吴承仕就被母亲汪氏送入燕窝山庄私塾读书。
吴承仕生长在这样一个经济优裕、书香馥郁而又富有家学传统，尤其是国学素养很高的书香门第，很早就接触到诸如经史子集、典章名物及文字音韵之类的中国古代典籍。
进入私塾后，在张建勋、汪沛仁这两位博学多才的先生的循循善诱下，吴承仕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饥似渴地学习四书五经、文字音韵和典章名物等知识，博学强识，学思相融，为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八岁的吴承仕与父亲吴恩绶一同应童子试。吴恩绶、吴承仕父子俩同榜得中秀才，被传为佳话。
翌年，吴承仕赴南京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名列第三十九位。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制度。但在科举取士制度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都难以接受立即废除“春闱”或“秋闱”的科举考试，强烈要求开考，清政府不得不作“变通处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十四岁的吴承仕以举人身份前赴京师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因时逢“百日维新”之后，清政府停办科举考试，改为“举贡考职”，吴承仕与进士们一道应考。廷试时，吴承仕脱颖而出，荣获第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亦俗称为“状元”。时年二十四岁的吴承仕成为清王朝最年轻的朝元。
当时，北京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高高悬挂起“朝元”金字匾额。徽州乡贤、近代大儒许承尧先生则专程前往昌溪燕窝山庄，登门向吴承仕家人道贺。
吴承仕中得朝元后，被光绪皇帝钦点为大理院主事。所谓大理院主事，就是清代朝廷中掌管典籍簿册的行政官。
诗家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大理院主事这一职位，让吴承仕接触到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资料，为吴承仕研究历史典章制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吴承仕虽是清代状元，任职于清廷，但并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裹足不前，相反，他思维敏捷，思想开放，眼光锐利，视野广阔，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
吴承仕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之下，逐渐衰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爱国主义精神油然而生。吴承仕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绝意仕途，投身文教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吴承仕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曾抱有很大的希望。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吴承仕便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佥事，想在新政府中施展拳脚，成就一番事业，但与部中官吏意见每多不合。
来之不易的辛亥革命成果，旦夕之间就被袁世凯所窃取，由此演出了一场恢复帝制的丑剧，造成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吴承仕原先本想在民国政府中成就一番事业的满腔希望很快就被动乱的时局泯灭殆尽，于是，吴承仕便把精力转移到学术研究领域，而任内的工作也只是应付而已，每日上午十时到司法部“画卯”，下午五时便径自归家，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与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名物，并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当时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身上。
章太炎先生于1911年上海光复后自海外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担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章太炎先生参加讨袁运动。1914年1月，章太炎先生到北京公干后，欲乘车离开北京，被袁世凯军警所阻拦。7日，章太炎先生不饰穿戴，手持羽扇，故意将袁世凯亲自授予他的大勋章挂在扇柄作扇坠，大摇大摆，径入新华门，装疯弄狂，大闹总统府，厉言斥骂袁世凯为袁贼，被袁世凯囚禁于军事教练处，不久转往龙泉寺幽禁，7月迁入东城钱粮胡同软禁。章太炎先生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才被释放。
吴承仕异常钦佩章太炎先生这种不畏奸佞、独入虎穴、敢于斗争的精神。在章太炎先生囚禁于北京时，凭借司法官身份以掩人耳目，经常前往章太炎先生囚禁地探视和照料章太炎先生。
正是从这时开始，章太炎先生和吴承仕两人建立起师生之谊。吴承仕经常给身陷囹圄中的章太炎先生送衣送饭，尊师如事亲，并趁机谦逊地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学问。章太炎先生也经常给吴承仕讲授解答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吴承仕每次接受章太炎先生的口授后，回家后必定仔细整理一番，笔录成文。
1915年，吴承仕将章太炎先生口授的见解编辑成《菿汉微言》一书，并公开出版。《菿汉微言》记载了章太炎先生关于印度哲学、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思想以及文字音韵的论述，揭示了章太炎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该书出版后，吴承仕名动天下。
章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谱》记载：“歙吴承仕检斋时为司法部佥事，好说内典，前来就余学，每发一义，检斋录为《菿汉微言》，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
吴承仕在章太炎先生被作为“犯人”囚禁时前往幽囚之室求师问学，充分表现了好学笃实的志向和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从此，章、吴两人的师生情谊得到笃实而长久的发展。
1917年3月，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以联合同洲情谊，昌明古代哲学为宗旨”的“亚洲古学会”。为呼应章太炎先生，吴承仕撰写了题为《王学杂论》的论著并在北京大学《国故月刊》发表。《王学杂论》深入分析研究了先秦诸子迄至宋明诸儒的哲学思想发展及其自相矛盾之处，用西方实证哲学及佛学思想相比较的方法，阐述王守仁理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特征。吴承仕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深为章太炎先生首肯，而且深受章门师徒及学界其他人士赞赏。吴承仕由此渐无意于政事而专心致力于治学著述。
1918年，吴承仕寄书章太炎先生，请求书写条幅。章太炎先生手书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赠，并在复函中说：“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也。”这一条幅，一直悬挂于吴承仕居室，成为他治学之座右铭。
1924年，随着被章太炎先生称为“洽闻强识，思辨过人”的《经籍旧音辨证》等一批著述问世，吴承仕声名大振。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残忍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吴承仕听闻噩耗不胜悲愤，立刻停餐，以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哀悼。随后，便辞去已担任十几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之官职。从此，吴承仕绝迹仕途，改任教育工作，专事国学研究，专心讲学执教。
吴承仕首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之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多所大学。在各大学讲授《国故概要》《经学史》《古籍校读法》《说文》《六书条例》《三礼名物》等课程。
其时，吴承仕已是国内学术界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但他依旧对章太炎诸先生执师礼甚恭。吴承仕始终非常推崇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章太炎先生“对于语言文字、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吴承仕即便年过四十，依旧“钦念本师章君之所喾敕”，尊师之情非他人可比。
1931年，吴承仕邀请章太炎先生到中国大学讲学。章太炎先生端坐讲台，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诸先生垂手分立左右。章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述，钱玄同先生用国语翻译，吴承仕先生帮助板书，章太炎先生一讲数小时。吴承仕、钱玄同等这些平日在青年学子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始终对章太炎先生毕恭毕敬，笔直地站立着，低垂着头，仔细地聆听，不敢有丝毫怠惰。
在北京期间，章太炎先生还郑重地将他“五四”前后的七卷著作交给在北京的弟子们帮助出版，“由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交吴检斋（即吴承仕）总其成”。这部书耗费吴承仕两年之精力，章太炎先生曾为之动情地说：“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即吴承仕）与玄同（即钱玄同）力亦疲惫矣。”由此可见，章太炎先生对吴承仕是何等的信任，吴承仕对章太炎先生是何等的尊崇！
时人将吴承仕与黄侃、钱玄同三人，并称为“章门三大弟子”。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得意高足，吴承仕与当时在南方任教的黄侃先生有“北吴南黄”之称。
吴承仕继承了徽州学派江永、戴震等经学及小学大师的治学方法和传统，精研音韵、训诂，详考古代典籍中的名物制度，尤其是对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研究的规模、学术见解等诸多方面，治学精进，成就斐然，“并世殆无第二人可及”。
上面已经提到的论著《经籍旧音辨证》是吴承仕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重要代表作。该书将汉至唐间近百家音切分别辑录整理出来，然后参考典籍原文进行辨证，总结了先哲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是一部音义互证的训诂专著，更是一部经学研究的工具书。其中的成果充分反映了吴承仕在音韵、训诂研究上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作用。章太炎先生为之作序，钱玄同为之题签，黄侃通读之并为之作《笺识》。全书共25卷，序录1卷，后缩简为7卷出版。当时《经籍旧音辨证》出版后，广受学界赞誉。除此之外，吴承仕另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文略说笺识》等重要著作。
吴承仕在经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古代名物制度的探索。他以自己“小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工具，广泛采集浩繁的典籍资料作为参证，深入探求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特点与规律。这方面著名的代表作《三礼名物》《三礼名物略例》是吴承仕研究三礼名物的重要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