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 鸥
对于历史，用文字的传播方式不外乎两种途径，一种是记录整理，另一种是辨伪存真。显然，张玉科在《歙县往事》一书中所采用的方法属于前一种方法。
张玉科毕业于安徽师大历史系，对地方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地方史学的传播与学院派不同，不是从文献到文献，而是从文献到考察，兼顾于故乡情结，并从养育他的故土着手定位，一一徒步详加考察，记录下所见所闻，又与地方志文献相互对照，写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游记体地方史学大著《歙县往事》，令人钦佩。
《歙县往事》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以全景式的方式，以他自己的视角记述了八十余座古村落的历史人文故事。从西乡、北乡、东乡，再到上水南、中水南、下水南和旱南外截、旱南里截，然后再到徽州古城和人物逐一扫描。继之掀开歙县的建制变迁、山川地貌、文化教育、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古道、徽州商帮、徽学研究、家族溯源等神秘面纱。验证了拉布拉什“历史不可与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的著名论断。《歙县往事》犹如一座巨大的玉雕山子，显得细腻而宏大。至于为何撰写这部专著，张玉科在前言部分是这样表述的：
“歙县历史悠久……歙县人文荟萃，是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历代以才入仕以文垂世称甲江南。”
“作为一个来自歙县的徽州人，乡情悠悠，乡愁难舍。几年以来，我时常回到歙县，在有意和无意中去寻找那些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古村落。当我漫步在那些光滑的石板古道上，让身心走进流逝的时光中，这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一种执着不息的心力，更需要一份思乡的情怀。踏上碧苔覆盖的石板，跨过藤蔓缠绕的古桥，走进断壁残垣的路亭，登上险峻高耸的关隘，找寻字迹剥落的碑刻，徘徊在那些追不上现代生活节奏的山岭之间，我就是怀着一种对这些有可能渐行消逝的徽文化载体的敬畏，怀着一份记载并留下徽州符号的心境。”
以这种家乡情怀的心境来撰写《歙县往事》，必然对历史有着一种责任和担当。正因如此，我也是怀着敬意读完这部著作的。总体看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跨体式的叙述方式。这本大著的叙述方式与以往游记体、方志体不同，它是游记体、方志体的杂糅。既有第一人称式的回忆体验，也有以第三人称的他人眼光来看待这里众说纷纭的历史事实和传说，而历史传说正因为民间文学的魅力和神秘而使严肃的历史有了些情趣。文章的视角让读者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有意识地转换身份使得本来枯燥的史料变得生动起来。他或以体验者的身份介绍他所闻所见，或用全知全能的导游身份散文化地叙述其历史典故、故事、轶事，又更以史学工作者的身份分析历史的源流，显得严肃和认真。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原本是小说的独特表达方法，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二、将个人主观意识移位于读者的视角之外，使其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和所见所闻。由于作者将文献与徒步考察相结合，对各个自然村的坐落方位、家族变迁、历史演变都清晰了然。对地名的演变探求，既有历史的演变，也有传说的成分。这种实地考察的功夫，加上文献的比照，故而能将地名的演变写得生动而饶有趣味。如，“潭渡村……村庄为‘渡船形’，过去丰乐河流经村口有一深潭，村名因之叫潭渡。村庄当初依丰乐河而建，就对村落风水进行了整治。在丰乐河两岸，栽种了很多杨树、柳树、樟树、雷竹等，以锁钥风水，名曰‘练水拖蓝’。在村东架起石墩木板桥，名叫三元桥，清代时改为八墩七孔石桥，作为‘渡船’踏板；在村东北种植樟树一株（今潭渡中学内），作为‘船篙’。村中民宅为‘船舱’，南北走向的前、后街为‘渡船’两舷，两条东西走向的主巷将船分隔成前、中、后舱。村北挖塘蓄水，名叫回水塘，雅称为‘潭湖’。”
又如虬村，因其古村落最先的居民为仇姓，因之名叫仇村。唐末黄巢起义时黄姓迁入，继而有张、周、汪、刘、胡、冯等姓陆续迁入。在仇姓逐渐式微黄姓家族逐渐繁盛后，又因其“北枕九龙山”“丰乐河在村南三百米外自西而东流过”，故改仇村为虬村。读音相近，但写法完全不同。
再如，“棠樾村位于郑村的西北，与郑村、西溪、槐塘、黎明等村落毗连，距歙县县城八公里。因为村中有唐代越国公庙，最初的村名因之叫作唐越，后来又因周召公棠梨树下荫布文王德政的故事，而改唐越为棠樾，樾即‘树荫’之意。”
槐塘村充满了传说和神奇色彩。“后周广顺二年（952），歙州郡城河西有一位叫程廷坚的，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知，‘郡西十五里许有佳境’，于是举家迁居于此，所居之地取名为华堂。南宋初年，唐姓族人迁入，居村北因之有了唐家街；元代时汪姓族人迁入居村南山后，李姓族人迁入居村东。清代以后，又有王、吴、潘等诸姓人家迁入村中。村中心有一圆形小山包，称大号山，以大号山为中心，向四周辟出九条道路出入村，名曰‘九龙戏珠’。槐塘村村形独特，是一块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村中有一口一亩开外的长方形水塘，南宋时流传有晋王祜种植三棵槐树于庭院，以预示子孙后代家族兴旺发达的故事，程姓家族仿效之，也在这口塘边栽种了三株槐树，村名也由华堂改为槐塘。”
这些叙述如果没有实地考察或文献作为支撑，是无法准确而完整地记录下来的。
有时对地名研究也有着学人般的爬梳功夫。如对“篁墩”一名的梳理：首先说明“篁墩”得名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而后表述“篁墩”最初名叫“姚家墩”，后曾改名“黄墩”。并引用《新安黄氏家谱》中的记载，说明东晋时有一个名叫黄积的人，“为考功员外郎，从元帝渡江任新安太守，卒葬郡西姚家墩。积生寻，庐于葬，遂家焉，改曰黄墩。”进而又引用正史，讲述东晋大兴初年，新安太守程元谭因有善政，朝廷赐程元谭及其后裔宅居于此，此后新安程氏族人世居于此，繁衍盛兴。因为此地多修篁翠竹，于是改“黄墩”为“篁墩”。唐末黄巢之乱时，黄巢军一路烧杀掳掠，相传，“凡地以黄名者，兵辄不犯，盖谓己也。”于是在唐末时又易“篁”为“黄”。
至明代，休宁县进士、篁墩程氏后人程敏政再次改“黄”为“篁”。这还不算完，又引用程敏政在《篁墩文集》中的记载，得其另一说。借程敏政之口云：黄墩之“黄”本“篁”字，以其地多产竹故名。至黄巢之乱，所过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篁”为“黄”，以求免祸，岁久而习焉。予独慨夫循吏忠臣赐第庙食之所，而污于僭乱之姓七百余年卒，无觉其非者。因大书“篁墩”二字，揭诸故庐，且借重于作者一言，使后世知此地之获复旧名，自予始云。读完深感作者的文献梳理功夫了得。
三、细致入微的全方位扫描，使得本来平面化的史料变得立体生动起来。歙县习惯上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大致依此划分对八十余个自然村进行叙述，大致以乡村水文山川地理方位，然后以建筑古迹，之后人物事件，这样一个统一的结构模式，显得整齐而有条理。张玉科认为，“岁月留下的一切印迹都是有价值的。关于徽州，这些岁月的印迹，有的是刻录在徽州人世代相传的内心深处，是人们对曾经有过的欢乐与痛苦的回忆；有的是过往的人与事通过亭台楼阁、桥梁水坝、牌坊祠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建筑载体留下的痕迹，记录的是往昔的繁荣和沧桑。岁月之痕深深浅浅，世事沧桑点点滴滴，面对这些岁月留下的印痕，总会引发（他）无限的思绪。”
因此他对堂庙、牌坊、亭台楼阁等历史遗迹都详加叙述，娓娓道来。如棠樾村的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鲍象贤尚书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漱芳父子义行坊、万四公支祠、清懿堂等，尤其对清懿堂的描述更为详细面面俱到。因为棠樾村的“清懿堂”是保存下来的全国唯一女祠，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祠，正因为如此，“清懿堂”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变得非常珍贵。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对于建筑文化也多方记录，如紫霞山庄的北侧是一组民居，吴建华宅，罗小明宅，方文泰宅，方观田宅，苏雪痕宅，坐落方位，一砖一瓦，方圆大小，将明清时期独有的建筑风貌和特征完整地记录下来。尤其是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描绘得细致入微，显示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卓越才能。让读者在充分享受明清时期徽派高超建筑文化滋养的同时，还了解其不朽的艺术价值。
张玉科在叙述这些古村落，除了山川、地貌、民居的描述之外，总是掺杂着人物、事件、文化来构成强硬的文章“骨架”，故读来引人入胜。如说到陶行知就撷取了这样一个故事穿插其中。“1938年，陶行知宣传抗日，刚从海外归来一踏上武汉，就去探望保育院的难童。演说开头就给孩子们拆了一个字‘春’。陶行知说，‘春’代表着暖风奏乐、花儿伴舞，看见‘春’也就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把‘春’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为众，就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你们看，‘日’字是不是在‘三’‘人’之下嘛。说到这里，孩子们欢呼雀跃，口号不绝。”充分地反映了陶行知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智慧与学识。
大著中凡涉及的古村落的故事、传说、轶事、民俗等，都有选择性地保留和记录，且不忘寓教的功能。如棠樾村的女祠厅堂的孝节文化现象，那些“舍身护婆”“勤劳持家”“自缢殉葬”“尼庵守贞”“孝敬公婆”“千里扶柩”“催乳哺弟”“送夫经商”“养老恤孤”的故事，都闪烁着徽州女人的坚贞、孝义、慈悲为怀的高尚品格。问政山的“树葬”，对猫生前守护山林，以捕捉蛇鼠为生，保护着山中的翠竹和竹笋，给予了崇高的敬意。这时的猫已然成了勤劳、勇敢又充满智慧的保护神，与其说是人对动物的热爱，倒不如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表现。还有问政山斩尾龙的故事就是赞扬小道士成仙后，能够感恩戴德，不忘为民除妖降魔、为民造福的精神。这样的奇闻轶事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就留给读者亲自在书中阅读领略吧。
在这部大著中人物记录的比重较大，大致概括介绍了歙县历史上几百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既有名扬天下的高官富贾，也有鲜为人知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对古村落的家族式人物大都集中一一记录。介绍时有详有略，轻松自然。如对蓝田村的清代名医叶天士的介绍采取正史、野史、传说的杂糅的方式介绍了其一生，读来如同小说一般精彩。
对于人物的介绍也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故事为情节，将人物的事迹展露得深入人心，达到教化的作用。这样就有别于以往志书的简单刻板化。如对清代进士程京萼的介绍则利用为解救贫困潦倒的画家朱耷而张榜预购其书画之轶事，表现了程京萼深明大义而不忘救济贫困有才之士的善举。
对传统文化的介绍也情有独钟。如对虬村刻工的叙述尤为令人难舍和怀念。在虬村的刻工当中特别强调了黄氏家族。他说：“虬村的黄氏家族以版刻为家族手工文化产业，代代传承，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前后有四百余名刻工传流存世，其中有成就的名刻工不下三百人，全国知名者不下三十人。现今留存可查的刻书有241部，黄应瑞刻《闺苑图说》《历科状元图考》《程朱阙里志》等，‘界画精整，山水树木，楼屋仕女，无不精绝’；黄君倩刻《彩笔情辞》，‘神情绵邈，景物灿彰’；黄应光主持刻《琵琶记》《北西厢记》，以细粒点和游丝描组成画面；黄德时主持刻《方氏墨谱》385式，被誉为明刊四大墨谱之首；黄鳞、黄应泰、黄应道等刻《程氏墨苑》520式，其中彩版五十幅，线条细若胎毛，柔若绢丝；黄凤池刻《木本花乌谱》《草本花诗谱》，‘铺叙点缀，描绘工致，纵横笔阵，巧夺天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赞语，‘刻图必求歙工，歙工首推黄氏’，歙县也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随后又十分遗憾地告诉读者，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当时的丝毫印迹。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手工刻坊以及徽派版画已被历史发展的洪流淘汰了，这门手艺只能是在无奈中走向消亡”发人深思。
对于民俗常常也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桂林有“比社供”“舞板龙”等特色民俗活动，而柘林村的板龙和滚龙又与其他村有所不同。溪头村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流行晒书节；大谷运村每年农历六月初一的保熟节；瀹坑村农历正月初一的舞狮，二月初二的拜观音，二月末行春社祭，三月清明祭祖；瀹川汪村的农历八月十五的舞稻草龙；绵潭村的演目连戏，九砂古村的晒秋；昌溪村的“打观音醮”等等都详加记述，反映出劳动人民在一系列的民俗活动中的模式化、类型性、集体性的特征。
此外，对于新安画派、徽派医学、徽商等也都有专辑研究，传统徽派饮食佳肴、工艺、名胜古迹等更是如数家珍，精彩纷呈。作者的文化素养也在这些文化大观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总之，《歙县往事》这部大著宛如一幅工笔画山水长卷，可谓是地域文化百科大全，既可以当作散文阅读，也可以当作志书查阅，是百姓、地方史学爱好者案头必备的通俗读本。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四库文化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姑孰画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