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定武
戴震不仅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代表，更是清中期杰出的思想家。
戴震一生追求“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这正是他能成为一代思想家的重要原因。戴震人生经历坎坷曲折，但他始终“论治以富民为本”（洪榜《戴先生行状》），尤其呼吁统治者应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这种高度关注民生、积极用世的精神，在乾嘉学人中尤为难能可贵。
清代中叶，徽州富商遍天下，而戴震却出生于休宁隆阜的一介小布商家庭。父亲戴弁虽然贫寒，却不乏古道热肠。因为家贫，戴震“无由亲师”，只能入读义塾，十八岁又不得不随父行商东南赣、闽之地，而正是这种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戴震不但颇知民生疾苦，而且由衷地关注民瘼。弱冠之年，戴震著述了《自转车记》和《蠃旋车记》，为百姓设计省时省力的水车，并热情作歌：“我稼我穑，时惟尔翼。我恬我息，时惟尔力。篝车穰穰，佐我康食。铭尔之劳，终古不忒。”（我们播种又收获，是靠着你的辅翼。我们种地免辛劳，是因为你的助力。叶轮翻飞多繁忙，助我生活好从容。真该铭记你的好，始终如一利民众。）
青年时期的戴震，最为乡里称道的事则是为百姓设计建造珠塘坝水利工程，免除附近人民的水旱之患。道光《休宁县志》载，当时，与隆阜隔河相望的屯溪经常遭受旱涝灾害，原因是位于屯溪之华山岭与杨梅山间的珠塘，高于屯溪街道十数米，雨季洪水泛滥，频繁致灾，而一遇天旱，又无水灌溉。戴震勘察地势，设计珠塘坝，并筹资兴建，蓄养水源，实现了“防之即壅而不溃，导之使流而能灌”的目标，从此下游民众水旱无忧。珠塘坝仍存，位于今黄山市屯溪区戴震公园东门右侧，“珠塘鸥雨”至今仍为屯溪胜景之一。
然而，戴震并不满足于为乡里百姓排忧解难的实践活动，他自序“自十七岁有志闻道”，而其闻道的目的，又在于究明“古今治乱之源”（《与段玉裁札》），探索真正合于百姓人伦日用的天理。
戴震认为，学问的最终目的在于明道致用。他虽精于考据，但绝不满足于考据。在《凤仪书院碑》中，戴震有明确的论述：“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他还有为人熟知的比喻：“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戴震将考据作为明道和经世的手段，这也正是他高于一般乾嘉学者的地方。
本着明道致用的理念，戴震精研天文历算以至机械等多方面自然科学，力求切用于民，而在《汾州府志》等地方志的修纂过程中，尤其注重“古今因革，山川形势，政之体要，民之利病”，以使“志中之事，地事观事存焉，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汾州府志序》）。在《寿阳县志序》中，戴震又声言：“一州一县咸各有志，俾沿革山川见历代史者，于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体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则撰次概不足观。”可见戴震在修志中，始终将“民之利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戴震绝非将方志视为仅具史料意义的地方史乘，而是将其视为经世济民的用世之书，更将修志视为关乎国计、利于民生的要事，这是戴震在修志理论方面的可贵创新，也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
戴震一生虽未能从政，但他始终高度关注政治、关注民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京的戴震因为足疾已难以出户，生活也相当艰难，当好友陕西巡抚毕沅来访时，他全然置个人的困苦于脑后，而对这位坐镇一方的大员殷殷相告：“夫天以亿兆之民哀乐安危授之君，君以民之哀乐安危倚任大臣。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恻隐之实之至于民者也。谨书之以先士民之颂。”（《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忧国忧民的情怀真是令人动容。
洪榜《戴先生行状》称戴震：“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每举《汉书》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未尝不三复其言也。”正因为戴震始终心系民生，这一番对巡抚毕沅的肺腑之言，无异于士民的心声。
戴震的经世致用思想，更体现在高屋建瓴地要求统治者正视百姓的正常合理的欲求。在他看来，百姓合理的欲望就是最大的天理，否则，漠视百姓合理欲求，而以所谓“天理”压制天下民众，无异于以理杀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戴震这种还归天理于人欲之中的理念，是对理欲割裂的坚决反驳，更是他基于举世“误以意见为理”而祸害民众的沉痛思考。儒家先贤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戴震正是这一遗则的积极践行者。他的“生平论述之最大者”《孟子字义疏证》，完成于病逝前数月的病榻之上，堪称其用世精神的结晶。他在该书序言中声言，所以要辨析《孟子》字义，还原孔孟义理，就在于“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辩恶可已哉！”“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并最终危害天下百姓，所以理不得不辨，此书不得不作。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特别强调，对百姓来说，最大的“道”即人伦日用；“饮食，喻人伦日用；知味，喻行之无失；使舍人伦日用以为道，是求知味于饮食之外矣。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专以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戴震认为，百姓合理的欲望属于天理，百姓人伦日用即是天道，脱离人伦日用而侈言天道，必然逆天悖理，残害百姓。
虽然多数乾嘉学者也具有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而并非一味从事破碎大道的烦琐考据，但戴震的用世态度无疑更加积极主动，其对经世致用的认识无疑也更加深刻、更加可贵。戴震积极用世的精神既是对先秦孔子、孟子等先贤的继承，更体现了他对后世儒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理学流变的反思。在戴震身上，我们充分感受到真正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