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存阳
光阴荏苒，岁月常新。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发展的学术延长线上和思想脉络里，可谓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其睿思精见，灿若星河。其中，诞生于三百年前、活跃于乾隆朝中前期的戴震，以其治学的勤勉、成就的卓著、影响的深远，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人生华章。
章太炎认为，清代“成学著系统”自乾隆朝开始，江永、戴震为皖南一系；梁启超评价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字字精粹……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为清代第一流著述”；刘师培亦认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理最为精深”，赞扬戴震“功迈郑、朱，亦儒亦师”；胡适除了赞同戴震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的认识外，更强调“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并认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钱穆评价戴震为“汉学大师”，对其为学大要、思想渊源、学术流衍等，做了详细分梳；侯外庐认同戴震“不仅是一位汉学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并指出“他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人文主义的统绪，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杨向奎认为戴震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近二百年来中国以及国际上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汉宋兼备的大师”，吴皖两派的集大成者，其答彭绍升书“是中国哲学史上光辉的文献”“而其使理学美学化的宇宙和谐论，是对于现实宇宙的最佳名状，这是我们宇宙的‘本生质’”……戴震对后世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翁方纲、姚鼐、章学诚、方东树、夏炯等对戴震有所批评，但整体而言，像以上所勾勒的对戴震的肯定和褒扬，仍然是主流。学术与思想的互动和激荡是正常的，也正是在诸家学人的彼此碰撞中，方呈现出思维的活力、动力、生命力。
如今思之，戴震一生之治学，其所思所成，不愧为所处时代的学人典范，亦为后世提供了镜鉴。然其所历，则颇遭波折、磨砺，辛酸备尝，苦闷时有。不过，戴震孜孜为学的恒心始终未变，志于道的执著一以贯之。考据与义理，犹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最终成就了戴震作为“轿中人”对道的追寻。
回望戴震短暂的55年人生路，虽然有不尽如人意处，但无疑是幸运的。戴震之所以幸运，乃在于：从学于精通三礼、声韵等学的大师江永，为学益进，在不疏园与汪梧凤、程瑶田、金榜诸人共学，得切磋琢磨之益；得识钱大昕，一见倾心，荐之于秦蕙田，与修《五礼通考》，声誉日起，遂与纪昀、朱筠、王昶、王鸣盛等定交，谈学互资，疑义与析，颇得友人砥砺之效；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官署得识大儒惠栋，其相知相得，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受直隶总督方观承、山西布政使朱珪之欣赏，从事《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之编撰，得以在方志学等方面一展其才华；以举人身份被荐入四库馆任编修，乃其学术人生的一大契机，从而成就了一番卓著业绩；与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等弟子，以及凌廷堪、焦循等私淑弟子的学缘，更促成了戴震之学的薪火相传、开枝散叶；与孔继涵相知相契、结为儿女亲家，不惟彰显了两人的深厚情谊，孔继涵对戴震著作的刊布，更扩大了其学术的传播和影响力。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戴震有如此许多的知交、弟子，亦足以快慰了。
师友之益、各种机缘固然重要，个人的勤奋努力更是自我成就的关键。戴震虽然十岁才开始说话，但其于学则不仅有悟性，而且能疑善思。十六七岁以前，读书即每一字必求其义，熟读《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其后，为学益进，于小学、算学、礼学等，深有所造，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注》《转语》《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句股割圜记》《声韵考》《杲溪诗经补注》等。在四库馆期间，戴震更勤于所职，校订整理了《仪礼识误》《仪礼集释》、算经十书等。由《戴震全书》《戴震全集》，可见戴震治学之领域和成就之面貌。翁方纲曾评价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朱筠认为洪榜撰戴震行状中所载与彭绍升书“可不必载”，因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章学诚则指出：“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也就是说，当时学人普遍认为，戴震的成就在“故训、声音、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等的考据或考证之学。如果考虑到戴震关于“人事之是非善恶，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段玉裁语）方面的著作鲜为人知，甚至很久以后才流传的状况，以考据或考证之学推戴震，也属于事实，情有可原。
不过，实际上，戴震除了在考据或考证之学方面卓有建树外，于义理之学，亦有独到见解，且著为几部书稿。就几部书稿的情况来看，大家一般熟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因为戴震在去世前致弟子段玉裁的函中，曾强调：“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后经章学诚、焦循、章太炎等的表彰，逐渐为人知悉。然而，此两书外，戴震尚著有《孟子私淑录》《绪言》，后者因程瑶田影抄本而流传、刊布，前者只有抄本流传。关于这几部义理学著述，学界久有关注，然亦有一些疑问和待解之谜。其中，诸书撰著时间顺序、彼此间的关系，尤为萦绕学者心头，看法颇为不一。对于前者，《孟子字义疏证》时序最晚，已无疑义；《原善》三篇早于三卷，且早于《绪言》，亦可确定；问题在于，《孟子私淑录》《绪言》两者的早晚。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影印出版的孔府藏抄本《孟子私淑录》，为破解此一疑难提供了直接证据，因为此抄本乃经缪荃孙、傅增湘递藏者，封面题有朱笔“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也就是说，至迟在乾隆十六年三月《孟子私淑录》已成。如此，诸书时序可厘定为：《孟子私淑录》——《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至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经比对其内容，可知《孟子私淑录》《绪言》皆问答体，由25条问答到48条问答，内容有相同之处，亦有扩充丰富者；《绪言》吸纳了《孟子私淑录》《原善》和《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等而成；《孟子字义疏证》以8个字词（或概念、理念）进行架构，在体例上虽与《孟子私淑录》《绪言》不同，但对其内容有沿续、吸纳、整合，且更成体系。总观而言，戴震之于义理的思索探究，可谓倾注了很大心血和热情。所以，写完《原善》首篇，他即感到“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在朱珪署中，假装生病十余日，实则“非真病”，乃撰写《绪言》，“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
考据、义理无疑是戴震治学的两面体现，但这恐怕还不是其最终的追求。那么，戴震孜孜于经典的辨析、义理的思索，其诉求或旨趣何在呢？显然，他并不想以经生小儒自限，也不想倚门傍户、拘执于一家之说，故主张“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与某书》）；治学要有所得，“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对于理义、制数、文章，应兼而通之，犹如“大炉”，“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尤可注意者，在戴震看来，“圣人之道，在六经”“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然年代遥远，迭经疏释，其名义制度的确切意涵已不易理解，这就需要通过离词、辨言以期乎闻道，而离词则需凭借小学故训，辨言则需理清立言之体，如此才能相接以心。戴震之所以自十七岁时，即“有志闻道”，并孜孜矻矻于诸门学问，其志向与旨趣也就显然了；而其实现途径，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亦即“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此一“通经明道”的为学取向，不惟彰显了戴震的学问主体精神，而且蕴含着他对世之治乱、民生疾痛的深沉关切，其一再针砭的“以理杀人”“以意见杀人”，以及所论“《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贤妇、良友之言也，而又有立言最难、用心独苦者，则大忠而托之诡言逊辞，亦圣人之所取也”（《毛诗补传序》）等，也正是其一片丹心赤诚的体现。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题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洵为知言。
斗转星移，时光匆匆。不经意间，将迎来戴震诞辰三百周年的纪念日。卢文弨序戴震遗书曾说，“千古之业，不为一时之荣”，认为戴震既遭际盛时，其学亦得展露，可谓有幸！事实上，戴震不仅生前幸运，其身后的遭遇，尽管其人其学受关注的程度不一，但总体而言，肯定、赞誉者居主流。而戴震之被赞誉、推扬，百年前由梁启超、胡适等人发起的“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活动，可以说掀起了一次高潮，盛况空前。此后，戴震及其学问愈益受到重视，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诸多视角对之做了梳理、阐发、诠释，宏论迭出，精彩纷呈。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因之而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治学方法、思想取径。当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潮流之时，如何更系统、深入、全方位地呈现戴震的学问，挖掘、阐扬戴震的学问精神和价值，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奋进下，一定能开辟出新境界，迈上更新、更大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