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利山
戴震“十七岁有志于闻道”，以三闾大夫屈原为榜样，苦苦求索社会治乱之“道”。他结合自己在徽州家乡的贫苦经历，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潜心探究，发现了两千多年来“上、下、尊、卑”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官方“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愤起而写作《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多部哲学著作，矛头直指被统治者捧为法器的“理”，揭露其实质是剥夺百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忍而残杀之具”。戴震深刻地揭露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是些“民害”；戴震揭露统治者用“存天理、灭人欲”“祸斯民”，是“以理杀人”；戴震一针见血地指出：“乱之本，鲜不成于上”。戴震的揭露和批判，如万籁俱寂旷野荒漠中的一声巨雷，如墨墨漆黑漫漫长夜中的一道闪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如大吕黄钟，异军突起，震响宇内!当时不少人惊骇莫名，视之如“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几个封建理学卫道者起而围攻，咒骂戴震不知天高地厚、“心胸猥鄙”，指斥戴震的哲学思想全是“边见邪见”“大乱之道”，诅咒戴震断子绝孙、“身灭嗣绝”。面对这些攻击和围剿，戴震真理在手，从容不迫，抗风独立，铁骨铮铮，不屈不挠。他在对老学究彭允初的指责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地驳斥其谬误之后，直言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撰写的《孟子字义疏证》是“正人心之要”，为了批判谬误、释惑解蔽，“不得不作”。
戴震在封建专制的铁幕之中，在许多文化人苟且偷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家的大无畏勇气，是徽州学人的铮铮铁骨！有屈子、正学之遗风!
当时有的好友可能是怕他在文字狱高压中过于锋芒毕露，会惹来杀身之祸，出于爱护的好意，于是只在大力颂扬戴震在天文、物理、算学、地志、语言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术成就，有意或无意地遮掩、淡化戴震在思想启蒙方面的惊人发现，而戴震则似乎并不很领情，他大声地呼喊：你们都搞错了！我的所有这些学术成就，只是我为“闻道”所作的一个准备，不过是“抬轿人”而已，我的哲学创获，我的启蒙思想，那才是最重要的“轿中人”，“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切不可把“轿夫”误认为即是“轿中人”。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一边夜以继日地梳理那些难度极高的古籍，一边不倦地撰写《孟子字义疏证》等阐发自己哲学见解的大著作，病在床上仍一刻不休。当时，面对各方面的精神压力，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呢？还是就此收手，不再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戴震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戴震一生艰辛坎坷、颠沛流离，到五十岁才被特召入四库馆，当了一个纂修官，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可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正人心”见解，他并不在意眼前的小小“安逸”，他在多次给段玉裁的信中都表示，将决然放弃四库馆的校书工作，他早已把行李箱包都捆扎停当，打算回乡寻一书馆教书，继续闻“道”、卫“道”、弘“道”,完成自己的哲学著述。
戴震自少出身寒微，读书“日数千言不肯休”，熟背《十三经注疏》，一向善于独立思考。随父往南丰贩布，在邵武教授蒙童。穷困时能日行二百里。其坚毅的性格是自少即已养成。
戴震曾宣言：“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戴震被世人目为“狂狷”之士，他为真、善、美而“狂”，他因世情险恶、人心不古而“狷”，是与方孝孺、金声、江天一等徽州名贤一脉相承的杰出“徽骆驼”、真学人。
今天我们纪念戴东原，徽州学人最应该学习戴东原这种为了真理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