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鸣
贾而好儒的徽商，以德为基，以善为本，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鼎盛时期富可敌国，惊艳了明、清两个时代，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历史上，徽州崇文尚儒，文教昌盛，名人辈出，素来享有“东南邹鲁”之美誉。徽州人自小就饱受徽州文化浸润，耳濡目染，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自古以来，徽商就怀有爱国之心，每当国家遇到大事时，都能挺身而出，急国之所急，忧国之所忧，愁国之所愁，为国纾难，为国救急，为国分忧，为国解愁。
捐资筑城 奋勇抗倭
明朝初年，北部边境尚未安定，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边境驻军的粮食问题，政府制定了开中法，号召全国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明朝政府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其他地方商人举足不定、踌躇不前之际，偏于皖南一隅的大量徽州商人已经行动起来，不畏鞍马劳顿，千里迢迢，风餐露宿，昼夜兼程，运粮输边，帮助政府解决边境驻兵的军粮问题。这就是徽商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祖国急难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体现了那个时代徽商的爱国精神。
明代徽商的爱国精神，在明中叶抗倭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抵抗倭寇侵犯，当时的徽商要么出谋划策，领导抗倭；要么捐资筑城，奋勇抗倭；要么弃商从戎，驰骋疆场，一直躬行实践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担当和崇高责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倭寇越过浙江，突袭徽州，又北上逼近芜湖。当时，江城芜湖没有城池防御寇贼，芜湖执政的地方官束手无策，官兵们惊慌失措，争相逃窜。正当芜湖全城百姓危在旦夕之际，时年已满五十四岁的芜湖浆染业之王、歙县人阮弼（1501—？）振臂一呼，倡议芜湖商民壮丁成立保乡团，抵抗倭寇侵犯，并亲自率领青年商贾和芜湖本地数千名壮丁杀猪宰牛、仰天宣誓：“倭寇是猛虎吗？猛虎，人们尚能赤手活捉，何况还能用飞箭射杀。而今倭寇气焰虽然嚣张，但只不过是智穷力竭的纸老虎，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把倭寇粉身碎骨。”结果，凶悍的倭寇侦察到没有城池的芜湖商民早有准备，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正严阵以待，就连夜逃之夭夭了。
明万历二年（1574），倭寇再次进犯芜湖，强抢财物而去。芜湖官民人心惶惶，各方强烈要求修筑城垣。但筑城费用从哪里来？这时，早已年过古稀的阮弼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倡议芜湖商贾士绅捐资修筑城垣，并自己率先捐出重金。芜湖城内的商民士绅看到阮弼这位古稀老人都捐出重金，于是纷纷响应。三个月内，芜湖就砌筑好固若金汤的城墙。后来，阮弼又带头捐资修筑了芜湖4座双层楼城门和3座便门，并且独资修筑了芜湖西门城楼。芜湖县令特将芜湖西门城楼命名为“弼赋门”，以示褒奖。芜湖县城至南陵官道，路途险阻，阮弼捐出重金并倡议商贾捐金，铺路甃石。阮弼的其他义举，诸如设厂施粥、修桥铺路等，不胜枚举。
还有，歙县籍商人凌珊（生卒年不详）长期营商于镇江。倭寇进犯镇江时，凌珊带头捐款招募壮士登陴，以解瓜州之围。歙县籍商人程元利（生卒年不详），在嘉定营商，倭寇来犯之时，捐金募勇士，防守嘉定城；祁门籍商人徐正，营商于淮泗，为御倭寇，捐金八百以佐军费……
在东南沿海军民蓬勃兴起抗倭斗争时，身在徽州的商人同样积极主动捐资，积极备战，抵抗倭寇。嘉靖年间，休宁盐商王福光（生卒年不详）响应守令号召，带头捐资数千两银子，修建休宁县城城门城楼，修筑数十丈城墙。休宁粮商程锁（生卒年不详），挺身率众，坚守休宁，倭寇被驱赶出境后，又助县令“植城”立功……众多徽商在抗击倭寇、抵御外侮斗争中乐于捐输，展示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为国纾难 博施济众
清代时，国家有难，徽商也一样乐于捐输，以助朝廷解燃眉之急。《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记载：“乾隆五十三年正月，盐政金德奏：据商人江广达、程俭德等呈称，大兵进剿台湾，逆匪克期荡平，商等情愿公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之需，请于部款项下先行借拨，于戊申纲起分作六年带完归款。”“(清咸丰年间）徽防主客军既多，浙江岁济饷银数十万，恒苦不给，而幕府人士纷集，委员、绅士，皆月有资给，于是捐输之议起。当粤贼东下，徽人贾于四方者，尽挈其资以归，故令下而数十百万金立办。”“李天本(清咸同年间人）尝在芜湖捐赈二百金，输本邑军饷银六百两。”在徽商史册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
在面对社会灾难时，徽商能为国纾难，为民解忧，博施济众。这也是爱国精神的一种突出表现。康熙九年（1670），淮河以北地区发生水灾，作为淮安地区盐业大家族的徽州商人程大典（生卒年不详），带领其程氏家族，招募船只，拯救受灾百姓上千人。第二年盐城、高邮等地发生严重水灾，程氏到处筑庐栖楼，以供灾民栖身。
康乾年间，歙县西溪汪景晃(1666—1761)“年二十二，弃儒术，操百楫以往，贾于浙之兰溪”。汪景晃经商致富后，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从50岁到90岁专门回乡做慈善，给饥者食、寒者衣、病者药、死者棺、行旅者以茶水、不能亲师者以义馆。仅仅在博施济众方面，汪景晃就花费了2万以上银两。
雍乾年间，寓居扬州的歙县潜口人、盐业巨商汪应庚（1680—1742)，“秉性老成，孝思肫笃”，资财富厚，“而处心积虑，常以汲汲济人利物为心”，富而好仁。雍正九年（1731），发生灾情，汪应庚运米数千石赈济灾民，并设立药局疗救患者。雍正十二年（1734），再次发生灾情，汪应庚又运数万石谷，救活了9万余人。乾隆元年（1736），汪应庚捐银6.5万两，重建扬州学宫，购进乐器，并购买1500亩学田。乾隆三年（1738），发生大饥荒，汪应庚首捐万金赈济灾民，又单独捐粮展赈一月，用米3万余石（折银7万余两），救活百姓900余万人。乾隆七年（1742），扬州水灾，汪应庚再次捐银6万两，赈救受灾民众。汪应庚一生还花巨金从事其他公益事业，善举居两淮之最。
两淮徽商盐业巨擘、歙县江村人江春（1721—1789），更是清代徽商率众捐助的楷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平定小金川叛乱，江春率众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江春率众捐献黄河治理工程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洪水暴涨，荆州决堤，江春率众捐赈灾银100万两。台湾林爽文叛乱即将平定，江春率众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仅这几次江春就捐银计900万两。江春其他捐献义举还很多。
清朝末年，出身贫苦而成为近代巨商的黟县南屏人李宗煝（1827—1891)，人称“李老徽”，长期生活于铜陵大通，热心公益与文化。经商致富后，将大量财富投之于社会救济的公益事业。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西、江右诸大水，李宗煝共助赈七八万两银子。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为绝长江水患，修筑长江堤坝，铜陵知县陆显勋筹集修筑唐山峡至胭脂峡间的江坝经费，和悦洲盐商共捐银1500两。这笔款项仅敷修建斗门和补浪刷坝段2000余丈之资，而其余5000余丈险要江坝培修费尚无着落。李宗煝知悉，与陆显勋同往实地勘察后，慨然允诺独力捐助。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十日江坝开工，五月六日竣工，耗费银8805两，李宗煝实际捐银7305两。
即使在和平年代，徽商也乐于奉献社会，造福社会，他们对造桥、修路这些慈善行为乐此不疲。这同样是爱国情怀的体现。在《徽州府志》中的《人物志》中记录了大量的徽商造桥、修路的义举。清代黟县商人胡禄彩“独修浮梁锦溪石桥路十余里，费千余金”；嘉庆三年（1798）秋，歙县商人程德基“赴广信，道经开化，山水陡发，自桃林至霞山数十里，路尽圮，出千缗甃治之”。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很多。
徽商们所捐献的资金财物，其实也都是他们流汗流血，辛辛苦苦，风餐露宿，不断打拼出来的，是一锱一铢、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他们捐献的真金白银，是他们赤心为国的一腔热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除了一些家财雄厚的大徽商乐于为国捐输、乐于公益事业外，就是一些做小本生意的徽州小商小贩，虽然赚钱并不多，但是却也孜孜慕义、如饥似渴，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清代康熙年间，歙县潜口坤沙村有位自编簸箕贩卖的小商贩郑成仙（生卒年不详），见村前河上的木桥屡被洪水冲毁，行人不便，竟把自己数十年编簸箕所得的积蓄全部捐出，买石雇人修造石桥。高大坚固的石桥建成以后，百姓为之感动，著名文人许楚（生卒年不详）将桥命名为“簸箕桥”，并作《簸箕桥记》刻碑留念。
诸如这样的徽州小商小贩捐资修桥、修路及建路亭的故事还有很多，至今依旧有“草鞋桥”“蓑衣路”等徽州小商小贩公益之举的遗存。
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虎门炮台在战争中被破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四年（1854），为巩固海防，虎门炮台必须重修，但清王朝国库空虚，资金奇缺，只得动员民众捐款。在广州经营茶叶的徽商、歙县芳坑人江有科（1792—1854)，本着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捐输七百串钱（相当于八百四十两银子）给朝廷，以助重修虎门炮台。
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其爱国情缘也是值得一书的。他是做利国利民好事的“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之一”，曾协助左宗棠兴办福州船政局，加强海防；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技术，开发大西北；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左军，协助收复新疆。
胡雪岩富而且仁，周济贫民，修桥补路，兴办教育，捐输报效国家，更是为国为民做了一系列善事的“我国近代社会推行慈善事业的楷模”。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胡雪岩个人捐赠社会的白银就已达20万两。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胡雪岩所创立的“胡庆余堂”金字招牌，更是我国近代商业史上商界“诚信”“戒欺”的榜样，这也是实业报国的爱国情缘之体现吧。
细读一部明清徽商史册，发现心怀家国于心间，似乎成了众多徽商做人、做事的价值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古代徽商的家国情缘一定会在现当代徽商的实践中得以延续、传承、发扬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