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鑫森
我与安徽小说家袁良才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我读过他不少过目难忘的好小说。
他的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思桐斋笔记》，之所以邀我作序，是合肥老友王贤友兄的力荐。书中所收小小说六十余篇，是作者从近几年来发表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我仔细读后，最令我心动的是作品纯正而清雅的文化品格，是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文化气息。我喜欢读这样的作品。小小说篇幅短小，对作家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小小说不仅仅是写一个压缩了的故事，也不是一种新闻事件式的匆忙勾勒，它最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品格的建立和阐发。良才的小小说把功夫下到这个紧要处，不管是对历史前尘的钩沉，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切入，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所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坚持。
《最后的民俗》写陶慕古教授，口述“摸秋”民俗的瑰丽多姿，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因“摸秋”而喜结连理，而他与父亲在生活巨变的情势中去“摸秋”遭遇的尴尬，怅憾地表示要退休后回乡租地种植时令瓜果，让乡亲们在秋夜去开开心心“摸秋”。题旨也升华了：“民俗是生命之根、文化之魂，民俗不会死，也不能死呵！”作者将“摸秋”这种民俗文化贯穿始终，同时“摸秋”又是结构小说、塑造人物的情节与细节，这个“故事”也就从里至外有了更多的拓展，从行文上如汪曾祺所称“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是典型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
《茶禅一味斋》，写开茶店的年轻女老板陆晓鸥，与丧偶的中文系退休老教授陶悠然，因卖茶、买茶、品茶、谈茶由忘年交而成连理的故事。但他们情感的递进，都笼罩在茶文化的翠云香雾之中，于是原本无惊无险的故事，便有了绵长的余味。还有《庄梦蝶》《美猴王》《弋江上的女筏客》《桂一刀》《查美丽》《永远的那丛翠绿》《胭脂红》诸篇，都分别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如吉祥物的崇尚、行业工匠的操守、文化艺术的精神，以及红色文化的传承……这些“文化”都与故事的编排、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水乳交融，不是为写“文化”而写“文化”，不能不令人击节赞赏。
书中的小小说，大多数属于笔记体小说的写法。所谓笔记体小说，即不过度用笔墨去写景写人物内心活动和生发议论，有如中国画的白描，如《卜白》《邹红琳》《专武部长老龙》《温家窑情事》等。
我很欣赏《卜白》。小说主人公卜白，是旧时代《申报》专司划版、校对的资深编辑，他腹笥丰盈、灵思颖发，可为版面空缺的小块地方“补白”，立等可取。这“补白”之举，便如结构戏剧的一个方法：“戏胆法。”于是他为登台名角因嗓子不顺，而在幕后以声“补白”；以童男子之身，娶抗日英烈之遗孀，为苦难家庭“补白”；当战地记者为解放上海而策反国军起义，亦是大战役之“补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积劳成疾，行将驾鹤西去，他对夫人说：“记住！再找个好男人，补我的白。”通篇小说的叙述从容不迫，晓畅明白，繁简适度，选择的细节尤为精审、生动。“补白”也体现了卜白的高尚精神和素洁品格：不计个人得失，谦抑甘当人梯、配角，有大胸怀、大情爱。正如卜白所言：“补白亦大快事也。”
笔记体虽是良才的常用武器，但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广泛阅读中外小说中汲取营养，拓展小说叙述的门径。如《荚英缤纷》，既有《聊斋》的风韵，又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写幻觉写梦境与写现实，互为揉抟，亦真亦幻，妙趣横生。《赶石头的老人》中，老石匠的赶石头进山的奇幻情境描写；《1960年的牛肉》《1973年的超级板车》的新写实主义手法运用，都别开生面，有视觉冲击力。
看良才的个人简介，第一他是“安徽桐城人”，第二他“现供职于黄山”，“桐城”和“黄山”两个关键词，令我艳羡。桐城是清代散文流派“桐城派”诞生的地方，人文荟萃，出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干大人物。汪曾祺在《关于小说语言》中说：“桐城派把‘文气论’解说得很具体，他们所说的‘文气’，实际上是语言内在的节奏，语言的流动感。”我读良才的小说，就深感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一种张弛有度的节奏和一种流转鲜活的运动感，是不是受了桐城文脉文气的熏染？黄山奇峰奇石奇松奇云，风光独秀，可陶冶胸襟、性情，开拓视野、心境。良才与之朝夕相对，应是相看两不厌，将山情水意撷之入文，故文亦摇曳多姿，令人读之齿舌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