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敬东
张爱玲曾在信中，这样对夏志清说：“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这话若是移用在张爱玲自己身上，我觉得更像量身定做，恰当得很。
在世人眼中，张爱玲不是孤傲，就是孤冷，要么就是孤僻，反正就是另类一个——“孤独佬”。其实，这都是矮子看戏，随人说短长，道听途说罢了。鲜活而又极具个性的张爱玲，岂是这般容易贴标签？一个物体，还有多面呢，何况是人，更何况还是个著名的女作家！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邝文美概括得准确：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个评价，修正了世人对张爱玲的印象。
1961年，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志清在此书中对张爱玲等人极力推崇，认为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从此，夏志清与张爱玲通信不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4年，夏志清在张爱玲死后的第7年，终将张爱玲给他的书信（现存118封），汇集成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公开发行。此时，夏志清已是92岁的高龄。
1966年，46岁的张爱玲与31岁的文学评论家庄信正，在美国相识，从此两人保持通信长达28年之久，其间张爱玲给庄信正写了84封信。2012年，庄信正将张爱玲给他的书信，以《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为名，结集出书。
看了张爱玲给他们的这200余封书信，我感觉就像一阵阵风儿刮来，翻转出了叶的背面，我看到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又像是遇见了后期的张爱玲，深居简出，铅华洗尽。庄信正说：“年轻时她很讲究衣着，甚至被讥为奇装异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就很朴素了，没有任何特色。”
张爱玲说：“我太不会跟人周旋。”“我最不会交际，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当作业务去报到。”“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privacy cult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么也从来不觉得奇怪。”
她的寓所，更是“铅华洗尽”，简而又简，却装有电话，但很少接，备而不用。张爱玲就像我当年的一个数学老师，“社恐”，学生一来问问题，他就脸红，这脸红不是他不会解题，而是他怕与人接触交流；学生一离开，他又面色如初。通信，亦是“非必要，不写信”；确需写信，亦很简短，三言两语。
宁可写信，也绝少打电话，尽可能地避免与他人的“直接”交流。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一文中曾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相对而言，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要稍长些，三言两语式的“便条”不是很多；而写给庄信正的，倒是“便条”多些。当然，这与夏志清交流的话题有关，许多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比如寻找出版商及对作品的交流等等。兴致一来，张爱玲也会宕开一笔，在信中与对方聊上几句。
“对于上班的生活，一切不习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与傅雷极其相似。傅雷也是不习惯上班生活，才选择了居家翻译。
欣慰的是，在上海，张爱玲有炎樱这个好友；在香港，张爱玲有宋淇、邝文美这对至交，后来宋淇还成了她的经纪人；在美国，张爱玲有夏志清、庄信正这些学术友人。这些朋友给予了张爱玲无私而慷慨的帮助。换句话说，张爱玲并不孤独，亦不孤傲，当然更不孤冷；而是交友很慎重，择取了两三知己而已。用夏志清的话说，“张爱玲是非常谨慎小心之人”。
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是讲究；交友，张爱玲亦是如此。这种人，内心世界往往都比较丰富。
“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自我感觉《红楼梦》看得比谁都仔细，“我已向宋淇引了一段宝玉说她都是为了不放心，不然这病也不会日重一日。”并出版了评论文集《红楼梦魇》；还对《海上花列传》情有独钟，一度将它译成了英文。
受张爱玲的影响，我也看了《海上花列传》，可两年快过去了，却始终未读完，半途而废。张爱玲说得对，“这书不适合一般人”。
她还喜欢张恨水。“我一直喜欢张恨水，除了济安（夏志清哥哥）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称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如船，篮子。”
鲁迅也时常购买张恨水的小说，看到就买，却是如数捎给他的老母亲解闷，自己却从来不翻阅。这两大重量级作家，对张恨水的态度，竟是如此泾渭分明。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却将二人相提并论：“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晚年，张爱玲因躲“虫患”（实则“皮肤过度敏感”），常搬家，每日累得精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看了她的自嘲，我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