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治淮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一个品行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他留给后代的恩泽，经历五世后，便会荡然无存。古人口中的“一世”，大概为六十年，“五世”约莫300年。
碧山自古文风鼎盛，而汪氏宗族读书人仕途通达时期当为南宋，到明朝初期，已经过去将近300年，汪勃给其子孙留下的恩泽，虽未陷入“五世而斩”的魔咒，但能通过读书做官，且有一定成就者已是屈指可数，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御史汪静，奉旨巡视南北，后任汉阳知府；明嘉靖年间举人汪万和，先授浙江桐乡知县，后擢山东胶州刺史，巧的是41年后，同为黟县老乡，西递牌楼的主人胡文光，也由江西万年县知县擢升到胶州当刺史。而到了清朝，汪氏宗族有着一定影响的官史也就是清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汪日宣，清道光十五年被授四川重庆知府，至于其他人，史料鲜有记载。而这一时期碧山已不再是汪氏宗族独居之地，李姓、何姓等一些名门望族纷纷迁居到这块风水宝地，他们的到来，使得碧山村的规模，沿着碧山山麓得以进一步拓展，而他们宗族随后也出现了不少以文入仕者，如光绪十四年由廪生考取甲子科优贡的何宗逊，随后在朝堂上考试被光绪皇帝钦定一等第一名，先任山西太原县知县，后升迁直隶州知州，加三品衔；光绪十五年，任台湾淡水（今属新北市）知县的碧山石亭李淦，后升道员，加二品花翎衔。
虽然明、清两朝，碧山村走出来的读书做官者，与南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让人感到每况愈下。但在仕途精进上出现颓势的碧山，却在徽商领域现出骄人的成就，特别是1840年后，绵延数百年的徽商整体开始衰微，而黟县的商人却撑起了“后徽商时代”的天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商界，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其中就包括清道光年间的汪兰亭和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何廷之。
1843年，上海开始对西方世界敞开大门，成为大清通商的重要口岸，随着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市场流通的白银数量与日俱增，大宗买卖流通的白银是银锭和宝银（俗称“元宝”），而银锭和宝银在流通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重量准确性和质量可靠性的问题，你在交易过程中所提供的银锭，其重量用什么秤来称最公平？银子的成色用什么仪器来评定最准确？这些无疑都会让交易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常常会在收付款时出现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海商界一直被这问题困扰无法解决。
清道光三十年（1850）在上海钱业界经营多年，积累了丰富的钱业知识的碧山人汪兰亭，提出了成立“公估局”的创意，由“公估局”对市场流通的银锭和宝银的重量、成色进行鉴定，符合流通标准后，打上“公估局”的印记，凡是经过“公估局”鉴定过的银锭和元宝，即由“公估局”负责担保，事后如发现重量不足，成色不佳等情况，即由“公估局”负责赔偿。
汪兰亭的创意很快得到上海银钱公会的认可，经当地政府批准后，汪兰亭很快招募了一批对白银鉴定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员工，创办了上海公估局，对上海市场上流通的银锭和宝银进行鉴定，客户送来鉴定的白银在确定准确的重量后即交给成色评定人员，而银锭成色的评定根本不采用化学分析法，而完全依赖评定人员的眼力判断其优劣，一个成色评定员，每小时可以鉴定四五百只银元宝，与采用化学分析法进行比较，误差从未超过千分之一，这使得汪兰亭的上海公估局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减少经商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全国各地的商户都愿意把自己库存和流通的银元宝送来上海公估局鉴定，上海公估局对鉴定上海地区的银元宝，以每只重五十两计算，评定费用为千分之四，而对外地送到上海进行鉴定的银元宝另加千分之一的评定费，上海公估局每天鉴定的银元宝多达七八千枚，每天纯收入达白银数千两，这便使得汪兰亭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巨富。
碧山村另一商界巨擘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徽商何廷之。何廷之幼时家境贫寒，13岁到景德镇当学徒，尝尽了千辛万苦，到清光绪十年（1884）才用20年积攒下来的钱摆了一个杂货摊，又经过10余年的打拼，开设了何亨顺油盐店，在此期间，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上海烟草公司的经销人员，成为上海香烟在景德镇的主要经销商。随后他又开设了何广友钱庄、共和酒楼、公和第一圃、裕丰源粮行，并相继购置数百幢房产，其中“公和第一圃”虽数易其主，却至今仍在经营，成为百年老店。
何廷之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他留在家乡的“何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公社和乡政府办公的地方，数十名乡干部工作生活在那一幢挨一幢的老房中，庭院中有名贵的花木、水榭、假山，房屋中有精美绝伦的木雕，最为珍贵的是，时任公社书记卧室中那张红木雕花床，一张床就是一个精美的木雕艺术珍品，只是我后来再去“何府”时，那张木床竟不知所踪。
在何廷之出巨资修建“何府”时，汪兰亭的后人从国外运来当时乡间罕见的水泥，在碧山“十三门祠堂”旁，用水泥浇注中西风格相互交融的汪氏宗祠“大本堂”。
然而，更多经营成功的徽商，懂得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是先读书后经商，读书给他们带来的知识，使他们能在波谲云诡的商场上运筹帷幄，所以他们经商成功后，不忘在家乡关注教育，他们将宅居内的园林，命名为“耕读园”“深柳园”“冰壶园”……“耕读园”体现古人“睛耕雨读”的生存模式，“深柳园”体现的是“深柳浓荫好读书”的追求，而“冰壶园”则体现读书人“一片冰心在玉壶”那种清正廉洁的道德追求。与此同时村中各种书屋应运而生，如“碧山书屋”“养正私塾”“云门书屋”不一而足，特别是“云门书屋”建好后，汪氏宗族还在书屋旁边竖起了一座“云门塔”，希望从“云门书屋”中走出去的读书人，既有凌云之志，又有家国情怀，而事实也是如此，从碧山村走出的仁人志士多不胜数，其中便有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汪文台，汪文台与清道光年间黟县著名学者俞正燮，及黟县训导清代著名学者朱骏声为挚友，三人经常相聚在碧山“太白楼”附近的“经学堂”研讨学问，汪文台生活节俭，其教学著书的收入全都用在图书收藏上，正是这种收藏，为他后来编辑出版各具特色的书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资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针对英国侵略中国，而清廷及国人对英国却一无所知，汪文台搜集各种资料编写出版了《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介绍了英国的概况，追述了中英贸易的历史，指出鸦片进入中国，举国受害，必须禁绝之。对于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起着一种引领作用。
从碧山村走出去的另一位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学者，是被后世誉为“人民教育家”“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汪达之。
汪达之作为陶行知先生的终生追随者和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0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被当局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缉，逃亡日本，汪达之临危受命，接任陶行之兼任的新安小学校长，面对重重压力和困难，汪达之坚韧不拔，坚持办学，使无数贫困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归国后的陶行知对其给予充分肯定，并为其题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基于徽州古人“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放手让孩子独立生活的胆识与经验，1935年至1941年，汪达之将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让他们独自走遍大半个中国，沿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新安旅行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汪达之所领导的新安小学的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骨干，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中，高度地评价了“新安旅行团”的历史功绩。作为“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汪达之的家乡人，也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从隋开朝十二年（592），歙州州治设在碧山算起，碧山，这个黟县历史上极负名气的古村已经走过了1431年，这在黟县乃至整个徽州数以千计的古村中，也算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者，关键是如今行走在碧山村，你看不到它有任何风烛残年的老态龙钟，那整洁的街巷中，依然吹拂着千年前的古风，而这古风中却分明蕴育着一种鲜活的生机，这种鲜活的生机体现在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他们创办了“拾庭画驿”“猪栏酒吧”“我的收藏”等各具特色的民宿，还有开发种植业的“尚义公社”，开发研学的“云贤研学”，开发商业、科技产业的“工销社”“一人店”“医众科技公司”，“自由咖啡”等等不一而足。
碧山，一个绵延千余年，至今依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乡村，这其中的奥秘，肯定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