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若齐
记忆里的1978年夏天特别炎热，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又是全国首次统一试卷考试。
我那时在屯溪一所中学当老师已近5年。铁定的编制内公办教师，月薪35元，省吃俭用，又不谈恋爱，几年里也给自己置办了手表、自行车，还有皮鞋（猪皮面的），日子过得蛮不错。
心里总是深藏着一个大学梦，现在或许能够实现，我能不“孤注一掷”搏一把吗？我已经22岁了，算起来，是当下大学本科生毕业的年龄。
迎考复习是紧张忙乱的。我前节课在讲台上讲高一的语文，后节课则在初一教室的后面听一元二次方程式怎么解。我的数学几乎是一张白纸，好在学校的数学老师都是同事，逮住一个就连连拱手：行行好，诲人不倦一次吧！
上课也走神，叫一个同学朗读高尔基的《海燕》，都读完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还在望着窗外，想着一艘货轮从上海出发，到法国的马赛港，要经过哪几个海？哪条运河？
考试是7月20日，那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出门时，却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上游头天大雨，新安江发水了，浊浪滚滚。我自嘲：考不好，跳江得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可确实压力巨大，一个考场30人，29个是我带过的学生，师生同场“比试拳脚”，倘若名落孙山，为师的我面子搁哪里啊？
考的是文科：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满分500分；外语是参考分，且抛一边了。
语文数学考得不爽。准备了几篇范文，皆洋洋洒洒豪情满怀的，却不料作文是闻所未闻的缩写一篇文章；数学除了前面几题，后面的几乎懵圈。好在有一位资深数学老师曾提醒：管它对不对，知道的解题步骤都写出来，给分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多月的等待。
周国平先生曾有《等的滋味》一文：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世上有千百种等待，等待又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
没有标准答案，只能自己“复盘”。好在学校里各科老师齐全，群策群力，一起帮我算计。
于是便有了“上限”与“保底”，高不上350分，低不下310分；我的大学啊，上，还是不能上，还是个问题！
寝食难安！天又这么热。
随着评卷的结束，各种消息不胫而走。考生的考试成绩完全是人工统计，难免会“侧漏”一点出来。
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满天星星。9点多钟，一位忘年交老师兴冲冲地跑来，手里拿着一小纸片，嘴里说着：你的分数、你的分数！
我接过一看，手都颤抖起来：375.68分。
行文至此，都四十多年了，我还清晰记得，可见是何等的烂熟于心！
参加过1978年安徽文科高考的都知道：绝对是个高分！
除数学外，其他科目都是我估分的上限，历史几乎满分。这是我最拿得住的一门，试卷上诸如官渡之战、孟良崮战役我答得几乎滴水不漏。
意外的是数学，估计25分左右，考出了41分，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在屯溪文科排名第二，第一第三名都是我学生，我所任教的学校爆得大名：师生同欲勠力，拿下了前三甲。
达线考生的名字都抄在大红纸上，贴在街上的醒目处。入夜，昏暗的路灯下，我看见我的名字依稀在红纸的最上方。攒动的人头，还有“啧啧”的赞许声，让我窃喜不已。
那年是知分填志愿，文科重点是350分。那时全国重点院校只有几十所，朋友们捧我：京沪津的学校随便报。
我也有点忘乎所以了，居然做起了北大梦。
招生办的老师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官方文件言之凿凿，今年凡中小学公办教师，一律只允许报考师范院校。理由嘛，要稳定教师队伍。
无奈，志愿表填满华师大北师大的文科专业了事。外婆和一大堆亲戚在上海，自然华师大在先。录取通知书寄送的那几天，学校喜气洋洋，三天内，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高校的通知书依次抵达。
第一与第三分别去了人大与南开。喜悦与遗憾交汇，我心态相当复杂。特别是邻县一位分低于我的考生去了北大，我颇失落。
母亲倒是很高兴，儿子终于考去了她的故乡，离开已经快三十年了。老人家特地做了一件又大又厚的棉袄让我带着。我很不解：这又不是去北京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