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啟
198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村邮政所的汪阿姨上门送来一封挂号信。我随同父亲一道快步从厨房走出来，热情招呼汪阿姨到堂前喝口水。父亲把沾满面粉的手在褪了色的涤卡中山装上使劲地反复擦，再接过汪阿姨递过来的挂号信。他拆开挂号信，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仔细地看。看完，露出笑容的父亲指着我跟汪阿姨说，是这个小儿子学校寄来的《派遣证》，过几天他就去上班了。汪阿姨说，您苦吃得不枉然，到老了有好收梢（徽州方言，好收尾）。只是您家荷花（母亲名字）可怜，她没享到一天福。
父亲心情才高兴却又沉重，说，小儿子早半年毕业就好了，这样他妈也能用到他的钱。这也是我今生至深的心痛，劳累一辈子的母亲于1986年7月一病不起，当年12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世时仅60岁。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虚弱得无力说话、无力睁眼，我时刻守在她的身边。母亲去世前两天，她久久地凝视着我，眼神中充满期望。“你半年后就上班了，要照顾好你的父亲。”母亲十分吃力地说，“他苦了一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出来。
上班后，我把平生第一个月工资的68块钱全寄给父亲。上班两个多月后迎来中秋节，又给父亲汇去80块钱。
节后父亲来信说，“你只上了两三个月的班，却汇了2次钱，汇了一百四十多块钱，可没给自己留几个钱。我够吃够用，你不要太省太抠。”
是的，当时我钱包剩下的不到20块钱。我想，自己手头紧一点不要紧，但再不能让苦了一辈子的父亲还为缺钱或没钱而发愁。记得，小时候父亲常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挂在嘴边，可常年有病的他，身体不要说跟英雄汉相比了，就是连跟一般人相比也差一大截。因此，父亲的腰板早就被“一分钱”压弯了。我怎么也忘不了，腰弯的父亲多少次为家里的柴米油盐钱、为我们5个兄弟姊妹的学费钱，日不安、夜不眠。一想到这些，鼻子就酸酸的。
父亲向来对自己抠得要命。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几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这样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父亲穿的衣服何止9年（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见到这样一件衣服：被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
转眼间，天冷了。对于身患严重肺气肿的父亲来说，冬天是一道难迈的坎。我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帮他买一件棉衣。自然被父亲拒绝了，他在回信中说，有一件军大衣和一件五成新的棉袄，不冷。其实，那件军大衣是1978年腊月里国家发给我家的救灾物资，它伴随父亲度过以后的岁月。那件棉袄是1981年姑父送给父亲穿的，他却让给我穿，说我在外地上高中，学校里比家里冷。
这是父亲数次谢绝中的一次，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婉拒母亲和姐姐哥哥们给他添置衣物。
但这次我没听父亲的话，决定给他买一件呢子衣服，不仅是让他穿得保暖、体面，还是送他的新年礼物。
1988年元旦，我乘车去一百多公里外的安庆市区，跑了几家服装商场，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比了又比、试了又试，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给父亲挑选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
我春节前几天回家，到家的那天上午，天阴沉沉、冷飕飕，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推门进屋，借着穿过窗户的昏暗光线，我见闭目养神的父亲仰靠在躺椅上，双脚放在火熜上，双手放在覆盖双腿的母亲生前用的围腰里。“爸”，父亲听到我轻轻的喊声，慢慢地睁开眼、缓缓地起身、坐直。我把房柱上的电灯开关线往下一拉，一刹那，黄灿灿的灯光洒满堂屋。
当我把这件呢子中山装递到父亲手上，他既惊又喜，惊的是一向听话的儿子这次没听他的话，又为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喜的是儿子对他的一片孝心。
我扶着父亲站好，帮他脱下旧外套，帮他穿上新买的藏青色呢子中山装，一一替他扣好扣子。光亮挺拔、合身得体，一下子，父亲年轻了十几岁，腰板挺直。此时站在我面前的是满面春风、精神矍铄的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