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佐 夫
秦俑，是一场历史的悲歌，从哭泣的秦腔脱胎，从工匠们的手中成型。我这样说，显然太过于轻松，一部民族的英雄史与苦难史，是熔铸着烈火、烽烟、热血与泪水后才受孕、坐胎，乃至最后在风雨如磐的夜色里痛苦涅槃的。这一系列的跋涉与穿透，其本身就是一部慷慨激越的精神史诗。
然而，面对如此恢弘雄大的历史母题，作为史诗的再现者，山西诗人熊亮竟以散文诗的体式，一口气拿下了一百四十多个雄奇章节，将一部气象浩渺的历史长卷呈现在世人面前。与其说熊亮选择“秦俑”这么一个宏大题材是一种命运的偶然，那么倒不如说，秦俑之于熊亮，更是一道民族的精神之光于冥冥中在一个人心灵深部的投影或折射。这些内在的因素，在通过和诗人熊亮的近距离交流后，给我留下深刻的体悟。
文学真正的应有之意是什么？就写作者本身对生命迹象的探访与假定来说，作为一名散文诗作者，面面俱到断然是一种妄许，迫近哪怕一次小而温暖的抚摸，也是转接真相或回到果敢或忍耐的对峙局面。马尔克斯说，好的文学总是带有破坏性，它必须呈现和发掘与现有生活异质的东西，并要补济我们生活中缺少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仿佛让我一下回到精致、敏感或生命中纤弱的部分，回到卡佛的《大教堂》和奥耳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回到亚欧分界线上的忧伤、徘徊与焦虑。当然，诗人熊亮的《秦俑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另一种路数：
“滚雷。闪电。
金鼓。呐喊。
战栗。震撼。
（所有的凌厉的词汇，动词、形容词，都在纸上摇晃）
壮丽的秦俑，朴素的秦俑，
在地下挺立。”
上面六个独词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由外而内，势如破竹。既形成语势上的诗意铺排，又为后文“少年的英姿今犹在”而蓄势待发。无论在情绪脉络上的跌宕延展，尚或意象结构的疏密安置，二者均于一定限度上达到和谐共振的审美效果。
从文学思潮的流变来看，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有一个基本的主张，即主张作者学会“退隐”，尽量减少个性在文学中的表现。被视为现代主义鼻祖之一的福楼拜曾说：“形式技巧越圆熟，同时也愈在消弭自己。”从这个意义讲，熊亮在对《秦俑行》的处理上，我认为是跟着“感觉”走的，这里所谓的“感觉”，是个体的隐秘意识与秦俑的历史征象在作一场超出世俗层面的精神对话。尽管笔者以上提到“情绪脉络”与“意象结构”的和谐共振的话题，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然形态与“艺术达成”，至少还涉及不到大师所言及的“退隐”或“消弭自己”。
诗学功能主张与培植日常话语未被注意的潜在结构，以此彰显文学语言的自由性与结构性相交织的语体特征。